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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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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利在1992年写下以上这番话（所以他才会提到现在已经过时的DAT数字录音带），但即便如此，他对世界音乐的愿景（来自各种文化的音乐家与乐迷彼此面对面的邂逅）也传达出一种怀旧之情，在那些令人怀念的日子里，人们要聆听音乐只能是在作乐的时间和地点。
在现实中，聆听音乐的途径通常是耳机，又或者是复杂的媒体形式，比如，我在本书最开头提到的保诚公司广告。
而音乐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保留着人文内涵的潜力。
实际上，保诚公司的广告证明了音乐意义的多种维度，我在本书中所讨论的正是这些维度。
举几个例子，这支广告靠音乐的能力暗示了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并且几乎即刻传达出这些价值观。
它展示出音乐以怎样的方式对人们的身份认同和自我感进行包装，同时画外音则秘密地对观看者说话，这是种同感式的亲密体验，未经任何其他媒介，直达人心。
19世纪的贝多芬、20世纪的西纳特拉、21世纪的蕾哈娜，他们的乐迷都同样体验着这种亲密感。
这支广告也是终极的隐藏劝说家，以纯粹的音乐逻辑展示出，保诚会解决你所有的退休金问题。
但是你却意识不到音乐发挥了这些作用。
音乐这种“人工技术”
将自己展现为“自然”
，并以此躲过雷达。
就像许多故事中警告的那样，音乐的确拥有影响人的力量：海妖塞壬（Siren）能够用歌声迷惑相思的水手，让他们撞上礁石；花衣魔笛手的音乐让德国哈梅林（Hamelin）的小孩跟着他走进山洞，再也没有回来；《指环王》（TheLords）中白袍巫师萨鲁曼（Saruman）的声音“低沉悦耳，他的声音本身就是种魔法”
，他仿佛给当今在世界各地制造祸端的民粹主义政客们做出了“榜样”
一般。
在现实中，音乐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实践，但它所展现出的自己，不但是自然的，还是不可改变的（想想人们对早期录音中记录下来的证据是如何的抵触）。
雅乐（Gagaku）是一种历史悠久但并不连贯的日本宫廷音乐传统，它在19世纪以新的形式出现，并且立即成为日本古老且完整的国家地位的听觉象征。
被引进到欧洲殖民地的西方音乐为帝国王权赋予普世性，从而使其正当化。
音乐还采纳性别和种族等级制度，并由此怂恿本质主义将人简化为符号。
种族并不是一个生物学上的给定范畴，因为身体特征和肤色所形成的连续统一体并不符合于文化建构的种族，即便音乐有着可以消除分化的潜力，但它仍通过社会实践让这种分化得以永存。
总之，音乐可以为意识形态服务，也可以传达价值观、等级制度和政治信仰，同时又能掩饰它自己的这种操作。
批评理论（criticaltheory）要做的便是拔除意识形态，社会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将这种理论的目标定义为“把人类从奴役他们的境况中解放出来”
。
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Adorno）〔他是霍克海默的同事，既是社会学家也是曾师从于勋伯格学生阿尔班·贝尔格（AlbanBerg）的一位作曲家〕让批评理论中的观念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进入音乐学。
批评理论为音乐史带来其此前一直缺乏的政治性切入点；基于人文学科的传统方法日益得到增补，这些增补的思想不仅来自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也来自性别研究和后殖民研究。
在音乐的研究方法转向所谓“怀疑诠释学”
（hermeicsofsuspi）之后，人们注意到音乐在使权力和社会不公得以正当化的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同时音乐美学的传统方法，即认为音乐只与美的“普世价值”
相关，被认为（仍用霍米·巴巴的话来说）遮蔽了民族中心主义的规范、价值和趣味。
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音乐都是强大的力量，理解其效果是前行于当今世界的一项重要技能，这就像是理解摄影或深度伪造视频中固有着欺骗的潜在可能性一样。
这是当代媒介素养的一部分。
也许有人会这样认为：英国的紧缩议程和国家的倒退导致学校音乐的大幅削减，从而剥夺了年轻人的这种技能，而且还让音乐变成一块享有特权的飞地。
我们需要记住，对于音乐所培养出的每一个“我们”
来说，还存在着一个“他们”
，鲍威尔和另类右翼都证明了这一点。
但怀疑也有可能太过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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