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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适意会心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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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种子既已撒播在新的土壤上,自然要结出新的果实。
如果说先秦时代便在中国形成的“天人合一”
观只为佛教来华准备了一块与印度不同的思想土壤,那么,魏晋时代封建士大夫阶层“适意会心”
人生观的形成就为佛学的中国式蜕变降下了催生的雨露。
由于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先秦时代的“天人合一”
观在汉代的主要成果是前面已经提到的董仲舒“天人感应宇宙图式论”
,它承传的主要是《周易》阴阳五行的框架和孔孟重社会伦理道德以及荀子重“礼治”
的内容,尽管它为封建社会政治的大一统作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也体现了文治武功一时颇足自豪的“炎汉”
气魄,但严重地压抑了个体的发展、个性的形成,渐渐成了人们精神的桎梏。
及至汉末丧颓、兵革频仍、群雄割据、国家分裂,人们才沉痛地反思:宇宙和社会真是那么等级森严、井然有序吗?服从这种森严和有序,天下就会太平、人生就会幸福吗?总体的“宏伟”
目标能代替个体的健全发展吗?结构庞大繁琐、注经式的学问是天下唯一的学问吗?人们在痛感家国之忧时,不唯信仰动摇,也渴念着新的思想、新的变化和发展。
于是,魏晋时代前后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强了对人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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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战国末期至汉代社会思潮的嬗变是有意思的。
为了迎合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荀子已对他的先辈子思、孟轲进行了清算,说他们“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
“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
(《荀子·非十二子》),不过是借孔子欺世盗名罢了,而他自己则提出了完整的合乎封建制度需要的礼治理论,为汉代“独尊儒术”
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从老子出的韩非为迎合权术斗争的需要,提出了为建立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服务的“法治”
(实为“君治”
)思想,构成了汉代统治阶级“外儒内法”
的另一方面内容。
这些,再加上老子的“无为”
观念,经过秦王朝吕不韦在《吕氏春秋》、汉代刘安在《淮南鸿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的多次综合,便形成了汉代社会政治上的主体思潮。
在总体上,它有一个“天人感应图式论”
的神学框架,无论宇宙自然、社会政事、个体道德修养都被囊括殆尽。
天威的重压、森严的等级、道德的内省,以一种体系庞大的绝对真理架势矗立在每个个体的心灵之上。
因其威严,人们不敢怀疑;因其繁琐,一般人无从怀疑。
历史上许多建立在沙滩上的庞大体系,除了因为投合了某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外,还因为有吓人的尊严和庞大繁琐的体系而显赫一时,令人不敢也无从怀疑。
这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也是个体服从、怯懦心理的悲剧。
董仲舒所谓“君权神授”
“天德至善”
“人副天数”
“天人感应”
诸说,只要冷静一想,便可全盘推翻,如“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
等等(《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全是无稽之谈。
对他的“天人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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