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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的治理模式正是通过创新发展理念、变革的方略、正确的路径、有效的方法、有力的实施、结果的检验等过程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国富论》的核心要点是推动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是市场。
而在数字时代，思想更是一个无形之手，推动着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如果说工业时代，生产资料是第一生产力；市场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在数字时代，治理能力就是第一生产力。
（四）数字治理——数字中国建设
每一次生产力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深刻影响。
当前的信息革命向生产生活领域和政务领域深度渗透，带动了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也构成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基础环境和一个重要工具，改变了人们的知识范畴、治理社会的行为方式和模式，塑造着人类社会生活新的空间和秩序。
传统的农业社会的政府职能是以统治和管制为主导的模式，其核心是权力与政治统御；工业社会的政府职能是以管理为主导的模式，其核心是科学管理与规划，目标是为政府和精英决策层提供决策数据与信息支撑；而信息社会的政府职能是以治理为主导的模式，其核心是公平开放的国家服务能力。
“管理”
与“治理”
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是内涵各不相同。
管理的主体是政府，治理则不仅要发挥政府作用，还要社会各组织、公民的积极参与。
管理是单向、刚性的，治理则是互动、协同的。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对于传统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问题有一个论断：缺乏数目字管理。
而在另一本《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对于大明王朝统治症结归纳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
所以，缺乏数字管理是阻碍中国转型成为现代国家的核心问题。
数字中国对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正逢其时。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志有三点：法治制度、组织结构、治理绩效。
公平正义的法治制度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开放、包容、及时回应的组织结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支柱；而要达成理想的治理绩效，还需要治理理念和治理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应用。
信息社会治理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以数据融通和提供智慧服务为主，着力解决信息碎片化、应用条块化、服务割裂化等问题，确保信息数据在政府与社会、市场及公民之间畅通，以更好地提供基于个性化的政府服务，以数字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致力于政府信息化建设，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实施，数字中国建设步伐的加快，已成为落实国家网络强国、智慧社会等战略行动新的着力点。
1.数字中国建设进程
信息爆发的时代催生出了各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数字蝶变”
。
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间拥有的数字空间的基础设施、创新能力、连接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包括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各种各样的智能终端、支持互联网的丰富的硬件设备。
现在，“数字中国”
建设又将中国的信息化进程领入新征程。
1956年，国家开始将电子数字计算机的研制作为“十二年科学规划”
的战略重点，揭开了中国应对当代信息革命挑战的序幕，到现在主要经历了下面几个阶段：
（1）萌芽启动阶段（1993年以前）
1956～1966年这段时间，中国的信息化探索重点在电子计算机的研究，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也主要以科学计算为主，包括人造地球卫星运行轨道的计算，导弹研制、发射和制导的计算和数据处理，原子能反应堆设计计算等。
而1967～1977年，中国电子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经历了较为曲折、困难的阶段，计算机应用仍以科学计算为主，但已经逐步扩展到了数据处理、过程控制等领域，参与领域也从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逐渐向政府机构和企业扩展。
1978年，改革开放加快了技术引进速度，提高了中国技术进步的起点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国家支持大批留学生到海外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技术，为日后中国信息化进程的加速准备了人才条件，中国的信息化进程由此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这一阶段，从基础设施建设看，中国内地的电话普及、电视收看覆盖率迅速攀升，广播电视设备已经能够满足国内中档水平需求，中国通信工业已经初具规模。
中国的光纤通信技术、数字程控交换机技术、蜂窝移动通信技术等，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这期间，国务院先后批准经济、金融、铁道、电力、民航、统计、财税、海关、气象等十多个国家级信息系统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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