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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被遗忘的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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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与达尔朗达成交易之后的数月里，欧洲流亡者们都聚集在伦敦的伦敦塔、约克大教堂和一些热门餐馆和酒馆，一边不停地抽着烟，一边探讨这项交易暗含之意。
受其影响最直接的当然是自由法国战士，但其他流亡者们——挪威人、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也在担忧这项交易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纳粹也已经入侵并占领了他们的国家。
当这些国家被解放之时，美国是否也会与像达尔朗一样的卖国贼合作？
1940年春季当德军攻占挪威和丹麦，紧接着扫**法国和低地国家时，曾在那年冬季聚集在铺着有酒渍餐布的餐桌旁的大部分欧洲人都逃离了出来，来到伦敦。
似乎每隔一天，乔治六世和丘吉尔都得去伦敦的某个火车站迎接不同国家的国王、女王、总统或首相。
英国是欧洲仅存的一个仍在与希特勒作战的国家，所以波兰军称英国是想继续作战的流亡者们的“最后希望之岛”
。
作为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战士和六国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伦敦成了自由欧洲的事实首都。
伦敦的流亡者无处不在。
戴高乐和他的自由法国战士藏匿在卡尔顿花园里一间庄严的白色宅邸，与圣詹姆斯公园遥遥相望。
距此一英里以内，在位于切斯特广场一栋被炸损的联排别墅里，荷兰的威廉明娜女王曾邀请逃避到此的荷兰抵抗战士们喝茶。
距离女王别墅三个街区的鲁宾斯酒店内，波兰总理兼总司令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WladyslawSikorski）在此办公。
挪威、荷兰和比利时三国流亡政府安置在皮卡迪利大街上与丽兹酒店相对的斯特拉顿之家酒店。
其他外国办事机构则分散在贝尔格莱维亚区、肯辛顿、梅费尔、骑士桥和圣詹姆斯区。
到1943年，聚集到英国的欧洲各国的海、陆、空流亡士兵大约有十万人，他们加入日益壮大的美国部队以及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的部队。
与美军和英军不同，这些欧洲人历经千辛万苦才到达这里。
“为了跨越海峡来到英格兰，我们必须牺牲我们所珍惜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只为了能够与纳粹斗争，争取自由。”
战争爆发后，一名荷兰法学学生埃里克·黑兹尔霍夫（ErikHazelhoff）说道，“大家目标一致：去英格兰加入盟军。”
从1940年到1941年初，世界上其他大部分人都认为英国将在几周，最多几个月内就被打败，但这些欧洲人还是来了，“这些狂热的、非武装的英雄要对抗耀武扬威的希特勒。”
法国新闻工作者艾芙·居里（EveCurie）如是说。
她是物理学家玛丽·居里和皮埃尔·居里夫妇的女儿，也是到伦敦的逃难者。
多亏这些流亡者，伦敦成了一个活力四射、充满传奇、人口众多的世界性大都市。
本土伦敦人根本无法想象在公共汽车和火车上，以及在餐馆和酒馆里坐在自己旁边的人会来自哪个国家，可能是刚刚完成轰炸行动的波兰飞行员，可能是被鱼雷击中后而被救起的挪威水兵，也可能是从法国偷逃出来的抵抗战士。
这些像长着多彩羽毛的鸟儿的欧洲士兵们都集中到了伦敦被炸毁的街道——比如法国水兵身穿条纹衬衫，帽顶挂着红色绒球；法国军官身着白色披肩，戴着独具特色的平顶帽；波兰士兵戴着四角帽，看起来就像19世纪的骑兵；荷兰警官身穿带有银灰色饰边的简洁黑色制服。
在肯辛顿花园，和这些欧洲盟友们走在一起的加拿大外交官查尔斯·里奇感觉就像是在“历史海洋中遨游”
。
虽然在伦敦，外国人随处可见，但战时流亡者聚集的中心是索霍区，此处自17世纪以来便是欧洲流亡者的避难所。
这里嘈杂、物价便宜、包罗万象，拥有流亡者们所青睐的法国、意大利、希腊、中国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特色餐馆。
位于迪恩街的约克大教堂是最知名的聚会场所之一，因此吸引了自由法国战士、比利时政府级别较低的官员们和其他人等前来这里。
然而，戴高乐和各个流亡政府的领导者们的社交活动大部分都是在著名酒店举行——如萨伏伊酒店、丽兹酒店、克拉里奇酒店和康诺特酒店——他们在这些酒店与英美官员们讨论各自国家的事业。
为赢得两个最大的西方盟国的青睐，流亡政府之间经常相互竞争，它们之间及其内部存在着怀疑、派系、宿怨和内讧。
关于各流亡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A.J.利布林（A.J.Liebling）在其发表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打趣说：“六个流亡政府的首相们相互调查，特务彼此尾随，以至于克拉里奇酒店或丽兹格里尔酒店的午宴像极了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某部电影中的人物的一场交通堵塞式的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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