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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外国部队而言，与其说伦敦是个明争暗斗的中心，他们更认为它是个令人放松、新鲜刺激、培养同志情谊和发展浪漫故事的地方。
在整个战争期间，大量的人群涌入到这个城市来寻找乐趣，比如伦敦附近的空军基地的欧洲飞行员，从托布鲁克和的黎波里等较远地方来休假的士兵，还有其他的盟军官兵。
“虽然我们来自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可知的未来，但我们仍携手并肩，哪怕是为了啤酒，”
埃里克·黑兹尔霍夫回忆说，“我们举杯共饮，并把各自的女朋友带到常去的夜总会，比如苏维夜总会、大使馆俱乐部和400夜总会。
那里有荷兰人、波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等等，大家都在拥挤的舞池里享受。”
在所有这些欧洲人中，波兰人和自由法国战士，凭借其大胆的性格和独特的异国魅力，最容易俘获英国女人的芳心。
作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Mitford）就被一个法国人迷倒了。
1942年，她与戴高乐部下，富有魅力、风流成性的参谋长加斯顿·帕莱夫斯基（GastonPalewski）展开了一段暧昧关系，但最后的结局很不幸。
而擅长吻手礼和喜欢送花的波兰人由于爱献殷勤受到最多追捧，波兰飞行员被昆汀·雷诺兹称为“英格兰的魅力男孩”
。
在他们当时所写的日记和书信中，以及后来的回忆录中，他们表示对自己在英国的战时爱情感到有些惊讶。
“关于这些女人，”
有人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真的无法摆脱她们。”
而那些留在被占领的欧洲各国的人们却截然不同地看待英国及其首都。
在他们眼里，那里不是寻求乐趣和追求爱情的地方，而是对抗绝望的希望之塔和护身符。
在德军入侵荷兰后不久，埃里克·黑兹尔霍夫站在海牙附近的海岸上，惊讶地看着两架喷火式战斗机在头顶一晃而过，机身上的英国皇家空军的标志在阳光下格外耀眼。
“一股势不可当的力量摧枯拉朽般占领了我们的国家，”
他后来写道，“英格兰已经成了一个和自由类似的概念：那片国土上的自由人民能够阻挡纳粹。
但要相信这个概念的含义是真实的则需要具体的表现，比如来自上帝的指示：英格兰还在！”
对他而言，那两架喷火式战斗机就是这个暗示。
数月后，他盗得了一条渔船，逃到了英格兰，并成为英国皇家空军的一名飞行员。
对敌占国家的大部分居民而言，希望是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传送的。
他们对纳粹的占领充满震惊、羞愧和恐惧，而英国广播公司的每日广播报道让他们备受鼓舞，感到自己并不孤单。
尽管收听伦敦广播会受到监禁惩罚，甚至在某些国家会被处死，但这仍是许多欧洲人对抗占领者的第一个行动。
他们每天都会把隐藏在不同地方的收音机拿出来收听广播——有的藏在地板下面，有的藏在橱柜里罐头制品后面，有的藏在烟囱里面。
在挪威北部，渔民们划船到离海岸几英里的小岛上，把收音机藏到某个洞穴中。
不管在哪里，收音机的主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在固定时间把它调到英国广播公司的频道，听大本钟的钟鸣声和神奇的开场白：“这里是伦敦。”
他们会听到用当地语言报道的当天的战争新闻，有时候他们会听到各自国家领导者的名字，比如挪威的哈康国王，荷兰威廉明娜女王，波兰西科尔斯基将军，及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
这些领导者们通过广播号召他们坚定地相信最终的解放，并号召他们竭尽所能抵抗敌人。
许许多多的欧洲人都把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报道看作获得自由的唯一救生索。
在从捷克斯洛伐克偷偷送出的一封写给英国广播公司的信中，某个男人写道：“错过收听任何一则伦敦广播报道都会让我发狂。
这是滋养我灵魂的唯一东西。”
在战争后期逃到伦敦的一个法国人回忆说：“无法解释我们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的依赖，它就是一切。”
艾芙·居里曾说，只有经历过自己国家被入侵的人们，才能真正明白战争的残酷和伦敦所象征的自由的珍贵。
当一个英国女人与刚从纳粹监狱逃出来的比利时新闻工作者朋友走在皮卡迪利大街上时，她对这一说法感同身受。
她说自己的这位朋友感到“欣喜若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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