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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政府屈服说，女子贴身内衣是女性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得继续生产。
“如果要求奉献血与汗，美国人民会欣然地、骄傲地奉献出来，但他们却极不情愿减少对红肉和汽油的正常消费，以及对电烤箱和紧身内衣等必需品的使用，”
罗伯特·舍伍德说，“比起地球上的任何人，美国人更深信这个原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美国人从小就习惯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状态。”
罗斯福为美国人对战争的漠视态度而感到恼怒，对哈罗德·伊克斯说：“如果德国把炸弹扔到我们这儿，对我们可能是件好事。”
在华盛顿，国会议员们反对罗斯福提高税收的提议，不断责难价格控制办公室，并坚持他们享有石油无限制供应的权利。
因为，他们争辩说，开车对战争努力来说非常重要。
“国家希望这些人为民众树立榜样，从而鼓励民众接受个人生活的不便利，但这些人的做法却完全相反。”
华盛顿著名的报纸专栏作家雷蒙德·克洛珀（RaymondClapper）反感地写道，“他们极不配合，像泼妇骂街一般坚持自己的特权。”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虽然官僚的典型性的南方式慵懒作风被迅速形成的疯狂忙碌所代替，但奇怪的是，首都似乎仍未被战争所影响。
在埃里克·塞瓦雷德看来，不管华盛顿“对战争作出了多大的贡献，却似乎不是战争的一部分”
。
罗斯福认为，“比起其他地方，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对现实战争努力的认识更不足”
。
首都的夜晚灯火通明，这里的社交生活比1941年9月前更丰富多彩，比如亨联早餐、午宴、茶舞会、晚宴，当然，还有没完没了的鸡尾酒会、外交接待宴。
而《华盛顿邮报》的社会编辑为这种寻欢作乐辩护，声称这为“有影响力的人们……处理业务、联络感情以及促进战争努力”
提供了场所。
21岁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玛丽·李·塞特尔（MaryLeeSettle）就是首都疯狂社交生活的热衷者之一，她曾是一名模特，后来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工作。
丈夫为英国公民的塞特尔后来说道，她在华盛顿参加的各种宴会让她想起了托尔斯泰所著的《战争与和平》中对在拿破仑入侵俄国时，圣彼得斯堡的社交活动的描写。
和俄国首都的贵族一样，华盛顿的市民谈论着战争，但他们却没有真正地经历过战争、对战争也没有真正的认识。
他写道，这两座城市的生活都不真实，“人们看重礼仪，认为姿态比行动重要，觉得战争是其他地方的事情”
。
虽然看到美国正努力对待配给制和其他战时限制，但在伦敦长期居住的美国人看来，那些美国同胞们为共同利益所作的放弃舒适生活的微弱努力不足为道。
在看了家乡报纸上刊登的一篇自我赞美的文章中关于家乡人民每周一天不吃肉的描述，珍妮特·默罗怒气冲冲地给父母写了一封信。
信中她说，那篇文章“让人看了想哭。
显而易见，我们国家对世界其他地方所处的困境知之甚少。
什么叫一日无肉？……我真想说这里的肉类配给几乎从未超过一周两餐。
圣诞节以来，我就吃过五个鸡蛋——几个月来首次吃——是别人送给我的圣诞礼物……美国人绝不会接受这样的伙食，但如果想要世界上其他的人重获健康的话，他们必须得更努力，而不是每周一日无肉”
。
在写给哈里·霍普金斯的一封信中，埃夫里尔·哈里曼回应了珍妮特·默罗的批评。
“当英国人请求我们帮助时，他们自己做最大的牺牲，而我们仍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这样很合理，”
哈里曼写道，“但现在他们把我们看作合伙人，当我们要求他们作牺牲时，他们也要求我们作同样的牺牲……美国的许多事情对英国人来说很难理解。”
然而，在伦敦期间，哈里曼确保了他和女儿的生活仍然享有他们在家乡所习惯的各种奢侈。
例如，有一段时间，烈酒和葡萄酒几乎没法买到，哈里曼从美国进口了数箱路易王妃香槟、玛歌红酒、杜松子酒和加拿大威士忌。
凯思琳·哈里曼从未经历过服装配给制所带来的困苦。
在1942年2月写给继母的一封信中，她说自己走进伦敦沃斯时装屋的展销店，“买了一件漂亮的黑色夜礼服——模特同款——因为我无法忍受不停地试穿”
。
后来，在继母从纽约寄给她一箱新款服装后，她感激地说：“不知道从三条裙子中选哪一条参加晚会的感觉真是太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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