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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希拉里和克里之间还是有明显差异:希拉里还在折叠餐巾、摆放银器时,克里已经等不及要与伊朗人共同进餐了。
2011年12月,还在参议院的克里就已经在阿曼举行过多次秘密会谈,正是克里的这些举动,才让国务院有了要找到秘密通道的打算。
“希拉里和她的手下心存疑虑,”
克里告诉我。
希拉里担心他已经向伊朗人许诺了一些白宫还不愿意做出的让步。
希拉里派遣自己的团队前往阿曼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她想阻止克里向伊朗人伸出援助之手。
2015年夏季,克里再次表现出了对协议达成的热忱,时任国务卿的他在维也纳待了几周,敲定了遏制伊朗核计划这一历史性协议的最终条款。
如果希拉里离开国务院之前的外交政策足够成熟,她会做与克里相同的事吗?很有可能。
不过,要是2008年当选的总统不是奥巴马而是希拉里,美伊双方是否会一起出现在维也纳,那就不一定了。
希拉里离开国务院之后,在一个重要的策略问题上与奥巴马产生了分歧:伊朗选择了竞选时宣称要和西方世界构建良好关系以缓和经济孤立的哈桑·鲁哈尼(HassanRou-hani)担任伊朗总统,美国还要不要继续向伊朗人施加新一轮的严苛制裁?大部分国会议员以及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一致认为伊朗已濒于失败,渴求达成协议,美国可以通过夹紧老虎钳获得更加有利的条款。
希拉里听了这种观点后摇摆不定。
“她本来可以再给伊朗施加一点压力,”
希拉里身边的一个人说,“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会怎么做。”
奥巴马认为,继续对伊朗施加压力可能会削弱鲁哈尼的权力,刺激德黑兰的强硬派,还可能拆散制裁联盟。
于是他劝说参议院延缓对伊朗施加新一轮的制裁,即便白宫已经通过了一项旨在彻底限制伊朗出口石油的法令。
“他们采取策略一样,都是‘和伊朗交好’,但各自预想的结尾不一样。”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顶尖伊朗问题分析师卡利姆·萨迪加布(KarimSadjadpour)说,“总统预想的结果是:我能消除分歧。
我这辈子都在消除种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隔阂,这次也不例外;希拉里的预想则更实际:我们要和他们交好,不是因为他们会回报我们,而是因为当他们回绝我们的时候会发现问题出现在德黑兰,不是华盛顿。”
当然,最后还是奥巴马的希望胜过了希拉里的实际,至少从伊朗最终于2015年签订协议证明了这一点。
这无疑是奥巴马最卓越的外交政绩,就是三年前他在“空军一号”
跟记者所说的“几十年一遇的成就”
。
为了安抚国内半信半疑的国会议员以及不安的海外友人,奥巴马总统给这份协议制定了最小范围的定义,称其为军备控制协议。
然而,奥巴马未说出口的希望,按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罗伯特·利特瓦克(RobertLitwak)的说法,实际上是“心照不宣的转换潜力”
,给伊朗温和派赋予权力,带领这个国家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中东的核心事件,导致联盟重建,埋下战争火种,还将美国拖进了长达数十年的军事纠纷,最终由奥巴马解决了。
自英法两国于1916年秘密签署了《赛克斯-皮科协定》,划定了近代中东边界以来,帮助伊朗脱离遭受冷落的处境成为重构中东地区的最关键的任务。
不过,对于这种外交手段所产生的后果,人们关注的是更加具体的问题:以色列和美国位于波斯湾的逊尼派盟友满心疑虑,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执行协议的条款?在国内强硬派的推动下,伊朗继续支持着叙利亚的真主党、哈马斯(伊斯兰抵抗组织)、巴沙尔·阿萨德,以及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只是现在所面对的制裁稍有减轻,可以获得大量的资金来大方地资助这些人。
欧洲国家渴望与伊朗重启商业交易,所以对伊朗的制裁是否继续还不一定。
希拉里明确表示,悲观主义者比乐观主义者更合适处理这些问题。
2015年9月,希拉里在布鲁金斯学会说:“绝对没有可以信任伊朗的理由。
对这份协议,只说‘同意’是不够的。
没错,肯定不够。
我们得说‘同意,而且……’。
‘同意,而且我们会努力、谨慎地实施’;‘同意,而且我们马上就会设定好条件,好让伊朗明白自己永远都无法拥有核武器。
无论是在协议的有效期内,还是在协议失效后,伊朗永远都不能拥有核武器。
’”
杰克·沙利文说,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时的业绩让她获得了特别的信任,成为伊朗的监督者。
“她构建了一个能够高效实施制裁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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