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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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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在我国公开出版或发表的文学作品中，翻译文学（译作）与本土文学几乎是平分秋色，二分天下。
有的历史时期，译作的数量甚至超过本土创作。
据我的粗略统计，在20世纪一百年里，我国出版的外国文学译本单行本（含复译本）中，俄国文学译本有一万种左右，英美文学译本五六千种，法国文学译本四五千种，日本文学译本两千种，德语国家文学译本一千多种，印度文学译本约五百种。
从这些主要国家和语种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就已逾两万多种，加上译自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作品，总数可能会超过三万种。
至于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短篇译文，则数量难以统计。
季羡林先生说我国是“翻译大国”
，信哉斯言！
而且我国不只是“翻译大国”
，也是“翻译文学大国”
。
特别是近代以降，在所有领域和类型的翻译中，翻译文学数量最多，文学读者几乎无人不读翻译文学。
然而，相对于晚清以来我国翻译文学的丰富实践和累累硕果，相对于翻译文学在我国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影响，我们的翻译文学研究远远无法相称。
无论是史的研究还是基本理论研究，都远远落后于对中国本土文学的研究，也落后于对“外国文学”
的研究。
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与教材已接近上千种，而中国翻译文学史的著作只有近几年间出版的寥寥四五种；各类《文学概论》《文学原理》之类的著作、教材也有数百种，但都以本土文学和外国文学为基本材料，几乎不涉及作为一种独立文学类型的翻译文学；各种中文版的外国文学史类的教材专书也有上百种，但却略过“翻译”
这一环节，不提“外国文学”
如何转化为“翻译文学”
，不提翻译家的作用和贡献；《翻译文学原理》《翻译文学概论》的系统的基础理论著作更是付之阙如。
整体看来，和一般文学研究相比，翻译文学研究乃至整个翻译研究还没有走出狭隘的同人圈子，还没有融入整个时代的学术文化大潮中。
这是很不应该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界对于文学翻译及翻译文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从研究的范围和对象来看，大致有三种形态。
第一种形态，是包含在“翻译学”
中的翻译文学研究。
“翻译学”
或“翻译研究”
是把古今中外的一切翻译现象——当然也包括文学翻译，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建立理论体系，探讨和总结翻译活动的基本规律。
近十几年来，我国出版了多种以“翻译学”
之类的字眼为书名的著作，讨论翻译学的文章数以百计，但翻译界对“翻译学”
如何建立，翻译学学科能否成立，是否已经成立，不同性质的翻译活动是否存在共同规律，翻译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等问题，都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
在现有的“翻译学”
的架构中，“翻译文学”
——确切地说是“文学翻译”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的研究。
而且大凡提倡建立翻译学的人，都一定程度地属于“科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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