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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翻译家的从属性与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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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与原作家、译作与原作的关系，是翻译文学中的基本的二元关系，由此形成了翻译家的从属性与主体性这一双重特性。
一般说来，翻译家及其译作是依托于、从属于原作家作品而存在的，没有原作家作品，翻译家的存在就没有意义，译作也就无从谈起。
从这个意义上说，原作家作品和翻译家译作之间的关系是独立性和从属性、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对翻译家的主体性的认识不足，而更多地看到的是其从属性。
有人认为，翻译只是一种模仿性活动，只是传达别人的话语信息；翻译家只是一个中介，它只起到“媒”
的作用，中介的作用。
将“中介”
视为“主体”
，就不免反客为主，那就好比把“舌头”
等同于“脑子”
。
这种观念源远流长。
在中国翻译传统中，翻译者的主体身份最初是不太被认可的。
古代对翻译者的称谓——“寄”
、“象”
、“舌人”
等，都有寄托于主体的客体的含义。
据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
；又说：“刘禹锡在《刘梦得文集》卷七《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说过‘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就表示一般成见以为‘翻译徒’是说不上文雅的。”
可见在古代人眼里，翻译者常常只是一个从属的角色。
在清末民初翻译文学的初兴期，人们虽然重视翻译，但只认识到翻译的工具价值，在翻译与创作价值观上，普遍认为翻译低于创作。
如在当时和后人的眼里，晚清的林纾主要是文学翻译家，但林纾自己不以翻译自夸，却对自己并不太擅长的诗文颇为自负。
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中还说过：“林纾不乐意被称为‘译才’”
；他“重视‘古文’而轻视翻译，那也不足为奇，因为‘古文’是他的一种创作；一个人总觉得，和翻译比起来，创作更亲切地属于自己”
。
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曾将翻译家比作“媒婆”
。
他在《论诗三札》（1921）中，对当时国内存在的翻译与创作的不平衡状况发泄了“一些久未宣泄的话”
。
他写道：“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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