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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新璋在《释“译作”
》一文中说得好：“文艺作品，真正有生命力的，是‘作’，是‘作’的生气充盈并激**于其中。
翻译作品的好坏，可读不可读，往往也取决于是否‘作’。
取决于‘作’的含金量，取决于‘作’的含金量的粗细高低。”
[16]这就点出了“译作”
之为“作”
的关键。
而这个“作”
——再创作又决非靠机械的“再现”
原文所能济事。
为此，罗新璋还提出了“三非”
论，他说：“于译事悟得三非：外译中，非外译‘外’；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精确，非精彩之谓。”
[17]这“三非”
以寥寥数语点出了中国翻译文学的艺术创造的特征，“外译中，非外译‘外’”
，译文就不能是外文式的中文，必须是地道的中文，是让中国读者读得懂，而且可以读出美感滋味的译文；“文学翻译，非文字翻译；精确，非精彩之谓”
就是要划清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界限，特别是与科学翻译的界限，译作必须具备“文学性”
，不能满足于“精确”
，更要追求“精彩”
。
翻译家一旦进入作品的艺术世界，并按照自己的体验、感受与理解来再现原作的艺术世界的时候，他就进入了“译作”
的状态，进入了创造的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实际上充当了作者的角色。
原作者已经隐蔽在了作品后面，并且处于一种沉睡的、被译者支配的“被动”
地位，而译者则处于十分活跃的创作状态。
翻译家梁宗岱曾对这种状态做了生动的描绘，他写道：这个时候“译者简直觉得作者是自己的前身，自己是作者的再世，因而用上了无上的热情、挚爱和虔诚去竭力追摹和活现原作的神采。
这时候翻译就等于两颗伟大的灵魂隔着世纪和国界携手合作，那收获是文艺史上的佳话和奇迹。”
[18]这就是翻译家处于创作状态时的典型的审美体验。
他要设身处地地体验原作所描写的社会生活，又要体验原作家的精神生活。
在动笔翻译之前，翻译家要充分理解原作，为的是弄清原作家“说什么”
，而在进入翻译创作的过程后，翻译家则将创造力集中贯注于“怎么说”
——为了传达原作的“怎么说”
，翻译时又要“怎么说”
。
翻译家的艺术的再创造，就在于在改换了一种语言的情况下，来选择“怎么说”
才最准确，“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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