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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译界对翻译文学价值功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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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翻译界对翻译与文学翻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认识，即翻译文学的功用论属于翻译文学价值论的范畴。
由于时代的不同、思想背景的不同，人们对翻译及翻译文学的要求和期待有所不同，对翻译的功用价值的认识也就有所不同。
总体来看，人们对翻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从政治工具论到文化、文学本体论的发展演化过程。
晚清以降，中国连续败于列强手下，处在了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
忧国忧民的精英知识分子意识到，只有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提高民智民德民力，才能保种自强。
于是，翻译成了最主要的和最急迫的手段，而文学翻译自然也服从于这一目的。
但是，鉴于近代意义上的“文学”
——主要是小说——在传统社会文化生活中“雕虫小技、壮夫不为”
的低下地位，要想让文学翻译担当起这样的重任，必须首先在理论上论证文学的作用。
清末民初的几乎所有先进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们，如梁启超、林纾、鲁迅、周作人、周桂笙、徐念慈、黄小配等，对于文学翻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问题都有深刻的见解。
1898年梁启超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最早极力推崇西方和日本已有的“政治小说”
，提出“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于今日时局者，次第译之”
，希望通过“政治小说”
的翻译，来影响和参与社会政治。
在同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一反传统论调，强调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
，对世道人心具有“薰”
、“浸”
、“提”
、“刺”
的重大作用；而中国固有的小说却只是“诲**诲盗”
，成为“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
，必须加以铲除。
相对而言，西洋小说却是文学的正宗，对国家政治的进步极有裨益。
这样，译印域外小说，便是小说革命的第一步，也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了。
梁启超的这种主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与共鸣。
也有人明确提出，“翻译者如前锋，自著者如后劲”
、“译本小说为开道之骅骝”
。
[1]说的就是文学翻译在政治方面的前导性作用，也是对梁氏理论的一种呼应。
林纾在为《译林》月刊所写的序中，强调了翻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写道：“亚之不足抗欧，正以欧人日励于学，亚则昏昏沉沉，转以欧之所学为**奇而不之许，又漫与之角，自以为可胜。
此所谓不习水而斗游者尔！
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惟有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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