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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他将翻译方法分为两种，即“笔译”
和“达旨”
，并对两种不同翻译方法有着清楚的区分。
严复不仅在翻译《天演论》的时候使用“达旨”
方法，如在后来翻译《名学浅说》的时候，他交代自己在翻译时，对“中间义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
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
。
[2]1901年他在翻译《原富》时，虽然“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
，不过有些地方“文多繁复而无关宏旨，则概括要义译之”
。
[3]众所周知，严复所做的是学术著作的翻译而非文学翻译，但他对“达旨”
和“笔译”
两种方法的区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虽然严复声称“达旨”
法不足仿效，“学我者病”
，但对包括文学翻译在内的翻译活动都有一定的影响。
如果说“达旨”
主要是学术著作中的窜译方法，那么文学翻译中“窜译”
则主要表现为所谓“豪杰译”
。
“豪杰译”
流行于清末民初，是指对原作的各个层次作任意改动，如删节、改译、替换、改写、增减及译者的随意发挥。
清末民初的翻译家，无论是懂外语的周桂笙、陈鸿璧、戢翼翚，还是不通或基本不通外语的林纾、梁启超、包天笑，他们均采取译述或编译的方法，其特点是只求译出大意，根据译者的需要而随意增删、替换，甚至改写，时人称之为“豪杰译”
。
“豪杰译”
指的是一种翻译方法。
这个术语见于晚清时代，很可能来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
日本著名文学史家吉田精一著《现代日本文学史》在谈到明治时代的翻译文学时说：“……译文也谈不上什么忠实的问题，大致都是所谓的‘豪杰译作’，即如果不是豪杰就翻译不出那种相当大胆的、不拘小节的译作。”
[4]可知当时的日本是有“豪杰译”
一词的。
但关于“豪杰译”
的语源现在已难以确考。
可以肯定的是，“豪杰译”
作为一种翻译的方式方法对中国近代翻译文学造成了很大影响。
可以说，晚清时代“豪杰译”
是中国翻译文学中的主导方法。
当时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林纾、梁启超、苏曼殊、周桂笙、吴梼、陈景韩、包天笑，乃至鲁迅早期的翻译，都是“豪杰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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