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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哲学家艾思奇在《翻译谈》一文中写道：“直译和意译，不能把它看作绝对隔绝的两件事……因为‘意’的作用不过为了要帮助原作的了解，帮助原意的正确传达，同时也是帮助直译的成功。”
[23]1944年朱光潜在《谈翻译》一文中更明确地写道：“依我看，直译与意译的分别根本不存在。
忠实的翻译必定要能尽量表达原文的意思。
思想情感与语言是一致的，相随而变的。
一个意思只有一个精确的说法，换一个说法，意味就不完全相同。
所以想尽量表达原文的意思，必须尽量保存原文的语句组织。
因此，直译不能不是意译，而意译也不能不是直译。
不过同时我们也要顾到中西文字的习惯不同，在尽量保存原文的意蕴与风格之中，译文应是读得顺口的中文。
以相当的中国语文习惯代替西文语句的习惯，而能尽量表达原文的意蕴，这也无害于‘直’。”
[24]到了50年代，在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上，翻译（批评）家的意见比较趋于一致。
茅盾、金人、林汉达、林以亮、水天同、焦菊隐、巴金等人，都不主张将二者对立起来，如林汉达指出：“真正主张直译的人所反对的，其实并不是意译，而是胡译或曲译。
同样，真正主张意译的人所反对的也不是直译，而是呆译或死译。
我们认为正确的翻译就是直译，也就是意译；而胡译、曲译、呆译、死译都是错误的翻译。”
[25]到了80年代以后，人们更多地注意到了两者的相通性、融合性与相对性，努力寻求将直译与意译结合在一起。
高健先生在《论翻译中一些因素的相对性》和《我们在翻译上的分歧何在？》[26]中指出，直译和意译两者在一定意义上是同类的（既然同为方法），彼此既非对立关系，其间也无绝对界线，即使纯然视作两种不同方法，由于其间的关系是互通的和密切的，实践中往往要把它们结合起来使用。
此外，同为直译或意译，也有程度之别：直译有不同程度的直译，意译也有不同程度的意译。
这样，在某些情形下，二者的界线就会比较模糊。
程度稍逊的意译有时即接近直译。
反之，直译如果程度不足也会与意译无太大区别。
乔曾锐先生在《译论——翻译经验与翻译艺术的评论和探讨》一书中，指出直译和意译是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不可合为一谈，“直译是通过保留原作形貌来保持原作的内容和风格，意译是在保留原作形貌就要违反译文语言的全民规范的情况下，尽量保持原作的内容和风格，因而要舍弃原作形貌。
一个是保持，一个是尽量保持，一个是保留形貌，一个是舍弃形貌。
当然舍弃形貌，并非在传译时完全不顾及原作形貌，而是采用或创造与其作用相同和相适应的表达方式。
这就是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各具的特征和异同之处。
两者分别排除逐字死译和任意翻译（包括缩写和改写）”
。
[27]同时，他也反复强调两者结合的必要性，其看法具有一定的总结性质：
直译和意译都是必要的，两者互有长短。
直译的长处是，力图保留原作的形貌、内容和风格，“案本而传，刻意求真”
，短处是，无法完全解决两种语言之间差异的矛盾，容易流于“以诘鞠为病”
，不合乎译文语言的全民规范，乃至有乖原作的含义和风格。
意译的长处是，译文可以不拘泥于原作的形式，合乎译文语言的全民规范，同时又能比较近似地传译出原作的内容的风格，短处是，容易流于片面求雅，以致失真，最后有可能形不似而神亦不似。
[28]
这种看法反映了近年来翻译理论界的共识，具有一定的总结的性质。
总起来说就是能直译的就直译，不能直译的地方就意译。
直译意译两种方法灵活运用，才能在翻译实践中达到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圆融无碍的境界。
充分总结和吸收中国翻译文学和译学理论史上的经验与成果，我们就今天可以对“直译”
、“意译”
方法的特征和实质、对直译与意译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入和更明确的认识。
笔者认为，直译的方法主要运用于原文句子的字面意义和句法结构的翻译上，而意译则主要运用于“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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