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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译本与复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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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译和复译这两种译作类型，是依据同一语种的译文首次出现和重复出现而做出的划分。
在翻译文学中，某种作品以某一语种的语言被首次译出，就叫首译或首译本。
“首译”
之后出现的译本，即重复翻译，就叫复译或复译本。
有人也将“复译”
叫作“重译”
，但“重译”
现多指同一个翻译家对已翻译过的作品的重新翻译，因此在概念上“复译”
与“重译”
应该加以区分。
首译本反映了翻译家在翻译选题上的开创性，同时在译文的语言和艺术风格的传达上，也有开拓之功。
首译者所选择的作家作品能否被译入国读者所接受，社会反响如何等都是未知数，因而翻译家在选题上需要有一定的前瞻性。
首译者在翻译时没有现成的译文可供参考，其译文具有不可怀疑的独创性，如果翻译是成功的，则可能会长久左右译文读者对原作家的理解和感受。
因而一般地说，首译本在翻译文学史上的地位较高。
复译的形成大致有两种情形：第一，同一时期的不同译者不约而同、或有意重复翻译同一作品，形成面貌和品质不同的译作；第二，译者不满足于首译，在借鉴和继承前译本的基础上重新翻译，并改正误译，从而推出新的译本，或在复译的基础上再重复翻译，形成了多重的复译。
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复译是普遍存在的译作类型。
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降，复译越来越常见。
在已出版的各种译本中，首译复译的数量差不多平分秋色。
许多著名翻译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梁实秋、周扬等都参与了名作复译。
近一百年来，外国文学中的一流乃至二流的作品，几乎都有复译。
少的两三种，多的达几十种甚至上百种。
譬如古希腊的《伊索寓言》、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歌德的《浮士德》、司汤达的《红与黑》、奥斯丁的《简·爱》、小仲马的《茶花女》、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集、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纳博科夫的《罗丽塔》、杜拉斯的《情人》、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和《心》、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川端康成的《雪国》、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等许多名著有三种以上的译本，有的（如《红与黑》）多达十五种以上，《一千零一夜》的包括各种节译本、改写本和全译本在内的复译本甚至超过了几百种。
复译的层出不穷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特别是1990年以后，可以说复译成为一种出版风潮，这在世界翻译文学史上恐怕都是少见的现象。
从翻译文学的特征规律上看，由于不同的翻译家的翻译理念不同，对原作的理解不同，母语的修养不同，其译作免不了带有自己的风格特征，因此，同一部作品由十个不同的译者分别来译，就会有十种不同风格的译作。
这十种不同风格的译作可以满足不同审美趣味的不同读者对翻译文学的不同的选择和需求。
而且，复译的出现也表明了出版界、读书界对翻译文学的重视，从这个角度来说，复译是翻译文学繁荣兴旺的一个重要标志。
周作人在1950年写的一篇文章中甚至认为：“重译书（即复译——引者注）之多少与文化发达是成正比例的。”
[8]的确，世界上文化和文学发达的国家，在翻译文学中都有大量的复译本存在。
同一原作的不同复译本的存在，可以相互映衬、可以使瑕瑜互见、长短互显，让翻译家在相互的对比和竞赛中，提高翻译水平。
对翻译文学研究者而言，复译也有相当的研究价值。
对同一作品的不同复译本的比较研究，是翻译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人称之为“比较翻译学”
。
茅盾早在1930年代就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写出了题为《简爱的两个译本》（1937）的文章。
1980年代以来，这方面论文的数量急剧增多。
许钧先生曾以《红与黑》的不同译本为研究对象，编出了专门的论文集——《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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