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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仪、罗平的《翻译与批评》一书则列出专章来谈论“译文比较与欣赏”
。
复译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超越旧译，使译文水平更上一层楼。
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定本的新的复译本。”
[10]所谓“取旧译的长处”
，就是要充分尊重旧译，合理地、恰当地吸收旧译的仍有生命力的那些成分，同时修正旧译的错误和不足。
由于复译者有前译本可以参考，所以复译者在翻译的时候，注意力的中心转移了，对此，翻译家许渊冲先生的体会是：“我觉得重译（实指复译——引者注）才是真正的文学翻译，因为不必费力去解决理解问题，而可集中精力去解决表达问题，看怎样表达更好。”
[11]这样，复译本起码应该在译文语言表达的艺术性上，比原有译本略胜一筹。
吕同六先生在谈到复译问题时，把复译比作运动会中的接力赛跑，“一棒一棒地传递下去，每一棒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永远前进，难有止境”
。
[12]然而真正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
事实上，未必新的复译都会在艺术上达到新的境界。
由于种种原因，在复译的具体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可取的倾向。
一种现象是，有些复译者把“取旧译的长处”
变成了抄袭或变相抄袭旧译，这实际上已经不是“复译”
，甚至应该说算不上是“译”
。
这类抄译现象近年来不断被揭穿，但在文学翻译界还是不绝如缕；另一种现象正相反，有些复译者投鼠忌器，为了摆脱剽窃的嫌疑，故意与旧译“一刀两断”
，重起炉灶，以示创新。
然而假如旧译确实不值得借鉴倒也罢了，否则复译本很可能在许多地方不及旧译，复译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
当然，假如复译者是翻译大家，有着完全彻底超越已有的译文，不落窠臼、独出机杼的能力，那又另当别论。
在什么情况下复译是必要的与合理的呢？具体说来，首先，复译的出现是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翻译方法不断更替的一种需要。
晚清时期，翻译家普遍采用窜译的翻译方法，对原作多有增删、改动。
五四以后，主张尊重原文的翻译家，使用逐字译和直译的方法重新翻译就成为必然。
其次，复译的出现也是现代汉语不断发展演变和完善的体现。
由于现代汉语经历了晚清时期的文白夹杂、五四时期的中外杂糅阶段，直到1930年后才逐渐趋于定型，所以此前的译本普遍显得译文老化、不合现代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就需要复译。
这就是为什么30年代前后在我国翻译文学中形成第一个复译高峰的原因之一。
最后，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翻译家所掌握的基本语种是英、日、俄语，法、德语次之。
而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印地语等语种只有极少数人掌握，当时这些语种的作品只有以转译方式译出。
而一旦掌握这些语种的翻译家成批出现，则先前的转译就可能需要从原语直接翻译，这也是复译本的一大来源。
在这三种情况下的复译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势在必然，其必要性、合理性显而易见。
而另一方面，某一作品已经有了当代翻译家从原语直接译出的译本，译文语言也不存在老化的问题，而且译文质量也有相当的艺术水准，甚至是公认的名家名译，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出现复译？复译有必要吗？
要说明这个问题，就必须解决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那就是：在翻译文学中是否存在后人难以超越的“范本”
或“定本”
？如果有这样的“范本”
或“定本”
，那么后来者的复译就是徒劳无益、大可不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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