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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存在这样的“范本”
或“定本”
，那么复译就是必要的。
据说美国的翻译理论家奈达断言，一种语言一般五十年就会发生大的变迁，所以一个译本无论当初译得有多好，五十年以后就到了寿限了，就需要有新的译本取代它。
看来，奈达是不认为有“定本”
存在的。
20世纪90年代，鉴于复译的日益增多，我国翻译界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学术讨论。
例如，方平先生认为“不存在‘理想的范本’”
[13]；许钧先生认为“翻译不可能有定本”
[14]。
他们认为，文学翻译不是对原作的原封不动的复制，因而不存在某种像原作那样的“定本”
；不同的文学翻译包含着不同的翻译家的理解和阐释，谁都不可能使某一译文定于一尊。
罗新璋先生持相反看法，他说“翻译完全可能有定本！
这不是理论上的推断，而是实践做出的回答”
，认为“凡译作与原著相当或相称，甚至堪与媲美者，应该说已接近于定本”
。
他列举了我国翻译文学史上的《鄂君歌》、佛经翻译文学、吕叔湘译《伊坦·弗洛美》，还有钱稻孙译《情死天网岛》、傅雷译《高老头》、朱生豪译《汉姆莱脱》、杨必译《名利场》等，说明定本是实际存在的。
[15]
在笔者看来，优秀的翻译文学不是应时应景的东西，它应该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但“定本”
、“范本”
是存在于特定时空中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如果说“定本”
、“范本”
是超越时空的抽象和绝对的东西，是穆木天所说的“一劳永逸”
的那种译本，是有了此“定本”
便使得其他一切译本都统统失去存在之必要的那种“定本”
，那么可以说此类的“定本”
是极少的。
如果说“定本”
是后人难以超越、只能绕行的精品之作，已经被历代读者广泛接受，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文化和文学传统中，那么这种“定本”
实在不少。
甚至语言的变化所导致的译本语言的老化，并不能从根本上妨碍这些译本的价值。
由于汉语在近一百多年来变化很大，晚清时代的译本到了五四时期就老化了，五四时期的译本到了30年代就老化了，而30年代的有些译本到了50年代就给读者以隔世之感。
然而译本语言的“老化”
并不意味着那译本失去了价值。
说起老化，千年前的汉译佛经就够老的了，但现在有人把它转译为现代汉语，倒失去了原译文的本色地道。
林纾翻译的小说早就老化了，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商务印书馆又一次将它再版重印，说明有些读者仍然需要它。
看来，语言的老化并不是译本该遭淘汰的直接原因。
关键取决于那译本是不是已经融入了本国的文学和文化传统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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