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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外翻译文学理论的不同之处，可以进行平行的对比，如中国翻译理论以文艺学为主导的传统，西方翻译理论文艺学与语言学（科学）的二元对立与互补，中国翻译理论多为短小的文章和片段的议论，西方翻译理论则较早出现了专门的著作。
有关重要的概念术语，也是比较研究的重要的切入点，如中西翻译文学理论中的“直译”
、“意译”
、中国的翻译文学中的“神似”
论和西方翻译文学中的“风格”
论，晚清马建忠提出的“善译”
论和现代西方的“等效”
、“等值”
论，等等，都有比较研究、相互阐发的必要。
同时，中外翻译理论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也是研究中所不可忽视的内容。
例如，清末民初中国翻译理论与日本译坛的关系，就是一个有待开拓的重要的研究领域。
鲁迅、周作人、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等人的翻译活动均开始于留学日本时期，他们的翻译活动和翻译的理论主张与日本文坛、译坛有什么关系？搞清这一问题显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可惜这方面的问题尚未引起注意，迄今为止这样的文章很少。
[27]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翻译理论受到苏联较大的影响，80至90年代，中国译学理论（包括翻译文学理论）受到了欧美译论的很大影响，也受到了西方相关学科——如哲学阐述学、美学、语言学——理论的很大的启发，对此也有必要从传播研究和影响研究的角度加以研究。
通过这种研究，既可以清理中外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促进中外译论的相互对话和会通。
其中在中西译论的比较研究方面，谭载喜教授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翻译学》一书中的第九章《中西译论的比较》做了可贵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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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对文学翻译家的研究。
翻译家是文学翻译的主体，翻译家的生平经历、思想修养、观念趣味等，对翻译文学的选题、翻译文学的风格、翻译文学的质量等，都起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对翻译家的研究是翻译文学史研究的至关重要的基础工作。
对翻译家的研究，有两种可行的研究模式：一种是在一定的话题范围，即一定的语境中对有关翻译家群体所进行的研究；一种是对第一流的翻译名家的研究。
例如，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在“佛典翻译”
与“学术史”
的框架中评论和研究了多位翻译名家的翻译及其文体。
近年来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袁锦翔著《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1990）从文艺学、文体学、语言学、信息论等学科与翻译美学的角度出发，对近百年来以文学翻译家为主的三十多位知名翻译家的翻译理论和译品（主要是英汉互译的译作）做了研究和赏析。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郭著章编著的《翻译名家研究》（1999）集中研究了现当代中国十六位翻译家，他们是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徐志摩、茅盾、张谷若、巴金、傅雷、萧乾、戈宝权、王佐良和许渊冲、林语堂、梁实秋、钱歌川等。
北京开明出版社出版的穆雷著《通天塔的建设者——当代中国中青年翻译家研究》（1997）则专以当代中青年翻译家群体为研究对象。
邹振环著《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1996）和《译林旧踪》（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以丰富的史料和译林掌故为中心，生动地描述了译作的产生及影响、翻译史上许多翻译家的史实趣事。
对第一流的翻译名家进行的专门的研究，在翻译家的研究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示范性，因而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
研究较多的文学翻译家有林纾、鲁迅、周作人、朱生豪、傅雷等。
在林纾研究方面，郑振铎在林纾逝世（1924）一月之后，便在《小说月报》15卷11号上发表长文《林琴南先生》，对林纾的白话诗、小说创作和翻译均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并第一次统计了林译小说的总目，以矫正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对林纾“不很公允”
的批评。
胡适1926年在《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中又从诗论的角度对郑振铎的研究作了补充。
193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寒光的传记《林琴南》，描写了一个热烈追求光明的林纾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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