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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方法，其中包括“生活化意”
、“背景化意”
、“虚实化意”
、“化隐为显”
、“分离化意”
、“修辞变通”
、“神似境界”
等几种方法，另又分出了“效果近似”
、“风格近似”
、“诗形近似”
三种“其他方法”
。
这些方法类型的划分是否恰当，将“神似”
这一翻译文学的理想境界具体化为一系列可供操作的方法是否可行，都值得商榷，但作者毕竟将“神似”
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翻译文学理论加以专门的深入探讨，并提出了“神似翻译学”
这一概念，是值得肯定的。
除了这种对翻译文学理论的横切面的专题的研究外，还有学者对中国翻译文学理论做了纵向的梳理和总结。
这方面的文章有不少，而以罗新璋先生的《我国独树一帜的翻译理论》（《翻译论集》的代序）最有代表性。
他认为我国自古及今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以“案本—求信—神似—化境”
一以贯之。
这种总结主要是立足于翻译文学的立场，符合中国翻译文学理论的实际，因而被视为是中国翻译理论“文艺学派的一个宣言”
（金隄语）。
而在专著方面，陈福康先生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26]系统地发掘、整理、描述和阐发了从汉代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重要的理论家的理论建树及其历史地位。
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章，每章以重要的人来分节，重点评述、分析了从古到今七十多位翻译家、理论家的翻译理论主张，是近二十年间仅有的一部中国译学理论通史类著作，填补了一个重大的空白。
从这部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除了古代佛经翻译理论外，晚清以降，绝大多数的翻译理论是关于文学翻译的理论。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并非以文学翻译理论为本位，但作者在对中国翻译理论的系统全面的梳理中，翻译文学理论作为其中的一条红线赫然贯穿其中。
除了这样全面的综合性的中国译学理论史著作外，笔者认为还需要站在翻译文学的立场，写出《中国翻译文学理论史》之类的著作。
当然，在我国，翻译文学理论与非翻译文学理论有时往往错综复杂，难分难解，但自觉地立足于翻译文学写成的翻译文学理论史，将会更清楚、更有力地揭示我国翻译文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轨迹与特色。
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对中外翻译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也是翻译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翻译文学理论和外国——主要是欧洲和东方的日本——的翻译文学理论的比较，有助于突显我国翻译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揭示我国翻译文学理论在世界上的地位。
由于翻译文学存在共通的规律，面临大致相似的困难和问题，故中外翻译文学理论在探讨的路径、思考的问题、思维的方式和所得出的结论等方面有许多不期而然的地方，对此可以进行类同的比较。
如，由翻译经验谈向翻译理论形态的演进，由宗教经典的翻译孕育文学的翻译，由探讨翻译的一般规律到探讨文学翻译的特殊规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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