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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论争，大多数意见认为直译意译作为不同的基本翻译方法，在翻译中应灵活使用，应在尊重译文的全民语言基本规范的前提下，能直译的便直译，不能直译的便意译。
第三大论争，是异化与归化之争。
翻译中的所谓“异化”
和“归化”
，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
前者主要以原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有“异”
于目的语，后者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强调译文要同化于目的语。
它们在翻译中的可行性取决于翻译的目的、读者的需要、文化间相互依赖的程度等，具有各自的价值和不可替代性。
有人把归化理解为意译，把异化理解为直译，是不全面的。
这一对概念都是有相互重叠的一面，如归化和意译都指译文通顺，符合译入语的语法规范，等等。
异化和直译都追求与原作的“等值”
，尊重原语的语法规范。
但归化和异化更加强调文化因素，它所涉及的主要是文化立场问题，直译、意译则侧重于语言操作问题。
在20世纪的中国翻译文学理论建构与学术争鸣中，“归化”
和“异化”
这一对范畴表明中国翻译文学由翻译方法论而扩展到更高层次的翻译文化论。
在异化归化的争论中，更多的理论家强调译文应保持原文的风格，即“洋味”
，反对过分“归化”
，但更多的翻译家在翻译中仍倾向于译文必须是地道的汉语，具有“归化”
倾向的译文能占大多数。
第四大论争，是转译和复译之争。
转译与复译之争是针对文学翻译的不同方式而展开的论争。
由译本所据原本的不同，形成了直接翻译和转译两种不同的翻译方式；由同一原本的不同译本出现的时间先后的不同，形成了首译与复译两种不同的方式。
因已有的译本不能满足读者的期望和需要，复译是翻译家常有的选择；因翻译家所掌握的语种等因素的限制，转译也常常是译介外国文学的必要途径和方式。
在中国翻译史上，复译和转译是相当普遍的翻译方式，其中不乏成功的、受到读者欢迎和肯定的译作，也有不少过多背离原文的转译本和重复平庸，乃至滥竽充数的复译本，对于复译和转译的是非功过，翻译界有着见智见仁的不同看法，并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和争鸣。
经过争论，大家认为“转译”
是不可避免的，但应尽量直接翻译；复译也是必要的，但复译不能为盗译（抄袭已有译文）提供条件，复译必须在旧译基础上有所超越、有所提高，才有存在价值。
第五大论争，是“处女”
、“媒婆”
、“奶娘”
之争。
翻译文学的价值、功用问题，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特别是文学翻译对作家创作所起的作用问题，是中国翻译文学的理论探讨的一个重要论题之一。
对翻译文学在政治文化层面上的价值、地位和作用，人们的认识是大体一致的，关于这个问题并无太大争议。
只是翻译文学究竟“功用”
在何处，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的认识还是有差异的，人们对翻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认识，也经历了从现实的、政治的工具论，到文化、文学本体论的发展演化过程。
而在文学层面上，特别是在翻译与创作的关系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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