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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年底，中宣部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专门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林默涵和何其芳分别作了长篇发言《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并先后由1953年第2期和第3期的《文艺报》刊载。
愈加激烈的批判以及当时的文学体制对于胡风和“胡风派”
作家的排斥，使得胡风开始全面思考1949年以后的文艺领导及文学体制问题，也使他对自己及其朋友的处境开始担忧起来，因此，1954年7月，他将用3个月时间写成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以下简称《报告》）面交当时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并请转呈中央政治局及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
《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四、作为参考的建议。
此外，胡风还另附了给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信。
胡风全面阐述了他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包括文艺方针、文艺政策、文学体制等方面在内的“文艺实践情况”
的意见，并对其所遭受的批判予以反驳。
1954年10月至12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连续数次召开会议批评《文艺报》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胡风误以为这是他的《三十万言书》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重视而产生的结果，便在会上作了两次长篇发言，猛烈抨击当时的文化官员。
从此，“胡风集团”
便开始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近乎一种“加速度”
的方式走向灾难的深渊。
就在胡风抨击周扬等人的上述会议上，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总结报告，报告的第三部分专门谈了“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
，正式发出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战斗”
号召。
1955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报告的指示》，进行了批判胡风的全国性动员。
胡风《三十万言书》的第二、第四部分也作为批判材料，随《文艺报》1955年第1、第2期合刊附发。
此后，全国报刊开始出现大量的批判文字。
本来，胡风的问题再“严重”
，也不过是“思想观念”
的问题，但这时发生的一件事使问题的性质起了戏剧性的变化。
本属“胡风派”
的舒芜，此前即已撰文自我检讨，并劝路翎与胡风划清界限。
1955年4月，舒芜又将胡风和“胡风派”
其他成员与他的私人通信交出，并应林默涵要求分类摘录，在“必要”
处加上注解。
周扬和林默涵决定将舒芜整理注释过的部分信件连同胡风的自我批判，同时在《文艺报》发表，并拟了《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这样一个标题。
1955年5月9日，周扬将材料清样送毛泽东审阅。
舒芜交出的私人信件使毛泽东决定对事情进行重新定性。
他首先将《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并重写了按语。
在按语中，毛泽东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
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揭露胡风的材料。
……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
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到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
原拟在《文艺报》发表的这些材料和按语，按毛泽东指示，在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
5月16日，胡风被拘捕、抄家。
与此同时，胡风在各地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学生等，也大多先后被拘捕和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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