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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和6月10日，又相继公布了第二和第三批材料，内容是抄家获得的私人信件的节录、整理，毛泽东对按语作了修改，给胡风们安上许多严重的政治罪名。
在公布第三批材料时，标题已由原来的“反党集团”
改为“反革命集团”
，《人民日报》还同时发表了社论。
从此，全国范围内展开批判、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
的运动，同时也开始了“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
的运动。
胡风事件共涉及2100余人，拘捕92人，隔离审查62人，停职反省73人。
1965年，胡风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69年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阿垅、贾植芳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路翎、绿原、谢韬、卢甸、耿庸、徐放、方然、欧阳庄、冀汸等也长期被关押。
阿垅、方然、张中晓、彭柏山、卢甸、吕荧、俞鸿模、费明君等含冤而死。
“胡风分子”
的译著也同时遭禁。
一些与胡风有过某种相似观点的人，即使在此次事件中幸免于难，也未能逃过1957年的“反右”
运动的整肃。
胡风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身理论上的“矛盾”
和性格上的“执拗”
。
譬如，“鲁迅前期的意志论哲学和生命哲学就其性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的。
他在理智上坚持的是后者，他在感情上重视的是前者，如何在理论上统一起来始终成了胡风思想的一大难题”
[21]。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胡风既认同毛泽东文艺观点，又想坚守鲁迅精神，并且总想把二者统一与调和起来，但终于以失败告终。
批胡适和批胡风是差不多同时进行的，其对学术风气的败坏与文学精神的扼杀，是明显的。
文化学术界的人，大都参与了这些批判运动，其中包括胡适和胡风的许多友朋故旧。
“在这一场真正锻炼人、改造人的批判运动中，不少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一种先验的、机械的思维模式：凡是政治上反动的学者，其学术必定是为反动政治服务的，因而是一无是处、不值一文的。
其哲学基础必定是‘唯心的’、‘反动的’，因而学理上也必然是荒谬的、错误的、愚蠢的。
这种明显的形而上学的懒人思维、庸人思维在一些受过‘五四’以来科学方法论训练的学者来说原来是不屑一顾的，即便是为了偷懒或敷衍应景偶一用之也是心中有愧、脸皮发红的。
但是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方向正确’等公开或暗示的赞许与怂恿下，他们的胆子渐渐壮大，胸中渐渐明亮，脸不红、心不跳，话可以说满口，理可以推到极致，观点明知站不住，也强装站着，哪怕一戳即破，也无所畏惧，因为决不会有人逆行而动，不知趣敢来‘戳’破，敢于来回击。
左顾右盼，皆行其道，许多人不仅乐此不疲，而且愈演愈烈，愈演愈自如，愈演愈坦**。
从‘五四’过来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喝洋墨水的，还是啃线装书的，面对一个陌生的文化氛围，面对一种新的略带强制意味的文化规范，如何面对？道德学问传统心理积淀的厚薄，‘五四’人文精神潜入心中的深浅，于中正可以测出。”
[22]这番话虽是针对批胡适而言，但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对胡风的批判。
还应指出，在对胡适和胡风的批判中，低下的人身攻击、粗鄙的信口谩骂开始大量出现，一些批判文章真如泼妇骂街。
此种话语方式此后形成风气，在“**”
中则严重影响了红卫兵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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