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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进入“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了北京市的“喜报”
。
不仅仅是北京市，在这一年，“社会主义改造”
被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
同时“反冒进”
的声音新年伊始即很强劲。
刘少奇、周恩来都一再强调“反冒进”
。
毛泽东后来这样说当时的情形：“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
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24]薄一波对此也有这样的回顾：“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
1956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上存在着冒进和反冒进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
[25]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有了“双百”
方针的郑重提出和“反右”
运动的迅猛展开。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明确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5月2日，毛泽东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又一次提出了这一方针。
“双百”
方针的公开宣布，应该是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南海向一些著名知识分子作的一次报告。
这篇经过毛泽东修改定稿的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公开发表于6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
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
“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
文艺工作，如果‘一花独放’，无论那朵花怎么好，也是不会繁荣的。”
此外，陆定一还提出了“自由”
这一重要而又敏感的问题，将“自由”
阐述为“双百”
方针的应有之义：“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双百”
方针提出后，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观望与疑惧的态度沉默着。
一方面，他们确实从这一方针中受到了鼓舞。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陆定一的报告、关于这一方针的媒体宣传，使他们没有理由怀疑中央的诚意。
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并不敢贸然响应，而是担心其中隐藏着“一放；二收；三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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