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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政治谋略[26]，所以，他们选择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出现了毛泽东所说的“不说话，沉默地抵抗”
[27]的局面。
为了消除顾虑、打破沉默，推动“鸣放”
运动的展开，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又一次强调了“双百”
方针。
3月8日，他又邀请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文艺界代表进行了座谈，指出“现在还没有造成放的环境，还是放得不够，是百花想放而不敢放，是百家想鸣而不敢鸣”
。
他在批评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对于言论自由的侵害时，甚至还提出了这样的设问：“我们可不可以让人家办个唱反调的刊物？不妨公开唱反调。”
3月12日，他在会议讲话中仍然强调：“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
4月9日，《文汇报》发表了周扬的《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问题答〈文汇报〉记者问》，专门阐述了文艺界的“双百”
方针问题。
4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
正是这种对“双百”
方针的竭力倡导和紧锣密鼓的鼓动，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百花”
时期。
“双百”
方针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势下所提出的一项“具体策略”
。
虽然陆定一将“独立思考”
“辩论”
“创作和批评”
以及“发表”
“坚持”
和“保留”
自己意见的自由解释为“双百”
方针的应有之义，但他又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
很显然，“鸣放”
的权利只局限于“人民内部”
。
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更是为“双百”
方针规定了六条政治标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
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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