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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判。
[31]1957年6月6日至9月17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连续召开27次会议，重新批判“丁、陈反党集团”
，这次批判，还涉及了冯雪峰、艾青、罗烽和萧军等人。
对于他们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他们的历史问题。
1958年第2期《文艺报》还出版“再批判”
专辑，重新发表丁玲等人发表于延安时期并且同时及后来不断遭受批判的《“三八节”
有感》等文，同时发表林默涵等人的“再批判”
文章，以指证他们是“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
。
[32]
第二个方面，就是对“双百”
方针所鼓舞起来的“百花文学”
的批判。
“双百”
方针颁布后，文学界虽然不无观望与疑虑，但是，他们毕竟深受鼓舞，加之毛泽东的不断推动，以及苏联“解冻文学”
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勇敢的探索，从而与其他领域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实践共同构成了“反右”
运动中周扬所批判的“新的五四运动”
[33]。
紧随而来的文学界的“反右”
运动，使得在这期间有所表现的人几乎都成了“右派分子”
。
文艺界的“反右”
运动，不仅意味着当局绝不会兑现“双百”
方针所允诺的“自由”
，更意味着文学空间进一步的逼仄，意味着更加“左”
倾激进的文艺指导思想取得更加稳固的地位，并且在此后的文艺实践中，以更加急迫的姿态来进行其所构想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
的实践。
这一点，周扬1957年9月16日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对于文艺界“反右”
运动的总结性讲话《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说得非常清楚。
这篇后经毛泽东亲自修订的长文，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文献，它以否定文学的“自由”
、扼杀作家创作个性为核心，以政治实用主义的诡辩为方法，在文学思潮、理论、创作诸方面给作家套上了一系列精神统治的枷锁。
“双百”
方针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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