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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毛泽东的号召也有着文学方面的考虑。
他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
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
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的社论。
21日，又发表郭沫若题为《关于大规模搜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的文章。
26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邀集首都文艺界著名人士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举行民歌座谈会，进行“采风大军总动员”
，并且建议成立全国性的民歌编选机构。
[36]
4月份开始，全国各省、市、县都发出了大规模搜集民歌的指示，要求将此作为一项“政治任务”
，并且成立了相关的采风组织，进行编选活动。
从此，“新民歌运动”
便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
一时间，“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县县要有郭沫若”
成了新民歌运动的各级组织者的努力目标，“诗歌村”
“诗歌社”
和“诗歌县”
遍地开花，“赛诗会”
“诗擂台”
“联唱会”
等集体性的诗歌创作形式层出不穷，从正式出版物到山岩、树干、墙壁、柜台、酒桶以至于水缸、磨盘和门扇，都成了诗歌发表的重要“阵地”
。
很多作家与诗人也都响应号召，参加民歌的搜集、写作和整理。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共有8万余种民歌选本。
1959年9月，郭沫若和周扬主持编选的新民歌选集《红旗歌谣》正式出版。
[37]
作为一场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属“奇迹”
的“文学”
运动，“新民歌运动”
的掀起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新民歌被作为鼓动民众投身“大跃进”
运动的重要工具。
在发起者看来，“民歌对于鼓舞、教育、组织群众的作用是很大的”
[38]。
《人民日报》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便曾指出，新民歌“是促进生产力的诗歌，是鼓舞人民、团结人民的诗歌。
只要把这些作品从群众中搜集得来，再推广到群众中去，就一定能够收到很大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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