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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首先便对新民歌与社会主义“大跃进”
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述，认为“大跃进民歌反映了劳动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干劲和生产热情，反过来又大大地鼓舞了这种干劲和热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新民歌成了工人、农民在车间或田头的政治鼓动诗”
，成了“生产斗争的武器”
。
正是因为新民歌能够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所以才受到发起者的青睐。
另外，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革命历史上曾经有过成功利用民歌鼓动革命的政治经验，因此，新民歌运动的发动，与这样的经验有着很大的关系。
[39]
无论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倡导新民歌的最初讲话，还是发动新民歌运动的有关文件，都竭力强调文学发展的民间文学基础。
一方面，它们强调“民间歌谣‘刚健清新’，历来都是诗歌文学的土壤”
[40]，并且在此基础上从《诗经》中的“国风”
说起，进行充分的文学史描述。
新民歌的倡导者往往历数毛泽东对民歌的重视，从毛泽东那里寻求对文学史阐释的合法性支持。
这样一来，不仅寻找到了“新民歌运动”
的历史合法性，而且在客观上把中国古代将民歌纳入最高统治者政治需要的传统，继承了下来。
所以，“新民歌运动”
在巨大的政治意义之外，又有了重要的“文学”
意义。
在发起者看来，“新民歌运动”
不仅“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
。
通过这一运动来实现文学艺术的“大革新、大解放”
，正是他们所迫切期待的结果。
[41]
实现文学艺术的“大革新、大解放”
，进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的文艺形态，需要文学主体的重新塑造。
这一运动中“纵横驰骋”
于“诗歌”
领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
，已经不再是文学知识分子，而是工农兵群众。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一直号召的知识分子必须“结合”
的对象，文学艺术必须服务的客体，终于历史性地直接成为文化与文学的“创造”
主体。
另外，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新民歌运动似乎是反右运动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延续。
只不过这一次并不是用消灭或压制的方法，而是以引导的方式，促使知识分子不再采取任何面对现实的批判姿态，从而将之融会到由党的路线所规划的劳动生活中去”
[42]。
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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