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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所突出体现的工农兵的历史主体形象，以及后者的冲天干劲与满怀豪情，必然映现出亟待改造的知识分子在自然、历史与工农兵面前的羸弱与渺小，从而更加自觉地“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相结合，拜群众为老师，向群众自己创造的诗歌学习”
[43]。
而这两个方面的充分结合，则会实现发起者这样的文学畅想，即“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诗人之间的界线将会逐渐消泯。
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所共赏”
[44]。
这样，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似乎便有了解决的途径。
就在“新民歌运动”
全面展开的同时，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对中国新诗提出的“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的要求，经过不断的理论化与系统化，逐步被明确为全体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方向和“应该掌握”
的“艺术方法”
[45]。
成都会议后的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更加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
6月，周扬又在《红旗》杂志发表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中指出，毛泽东对“两结合”
的提倡，“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
，“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
，毛泽东的诗词便是“两结合”
的“最好的范本”
，当时正在掀起**的新民歌，也因为“表现了这个特色，所以特别值得我们珍贵”
。
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了两年之久的关于“两结合”
问题的“讨论”
，实际上基本都是对其“正确性”
与“科学性”
进行千方百计的论证。
这样，“两结合”
便成了文学工作者唯一应该遵循的创作方法，从而也就越来越限制、扭曲以至损害着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丰富多样性以及生机与活力。
民歌本应是底层民众自发的创作，而1958年那种自上而下组织发动的“民歌运动”
，只能催生出大量的伪民歌。
如果说“大跃进”
所追求的是“平均穷困”
的社会主义，那么它所带动起来的“民歌运动”
不过是导致精神上的“平均贫困”
。
在这场运动中，荒诞滑稽之事层出不穷。
“这一场诗歌运动越闹越大，闹到在火车上每个旅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乡提出评比条件。
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挑战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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