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爱看小说】地址：https://www.antiquessd.com
第二章诗歌
banner"
>
第一节概述
作为现代中国寻求自我表达的某种努力，现代新诗在吸取外来营养的基础上，形成了与“现代”
相一致的诸种文化特点，其中，个体化书写与现代审美构建，成为现代新诗的两个标志性特征，也成为评价现代诗人极为重要的两个参照。
郭沫若的《女神》，无疑是中国新诗史上一座里程碑。
近三十年后的1949年，同样是郭沫若，写出了《新华颂》。
这首诗象征性地成为另一个时代来临的第一声号角——这个时代的诸多特征其实在延安时代的诗歌中便已见端倪。
不过，与五四时期的狂飙突进不一样，在1949年以后的诗歌格局中，郭沫若再也没有以其创作来建立独特的诗歌新风格。
相反，在《新华颂》之后，大量与之相似的颂歌创作风起云涌，郭沫若反倒被淹没其中，成为无差别的众多颂歌诗人中的一员。
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女神》象征的是一个个人化诗歌时代，而《新华颂》却要适应一个即将来临的消弭个性与自我的颂歌时代。
这个时代在文化构成上不再以“个人”
为本位，在美学追求上则奉“大众化”
为圭臬，在价值立场上，更是以单一严格的政治化为唯一合法的选择。
这样，诗歌作为个体经验与美学体验的独特性便告沦丧。
新型的诗歌与其他文学样式一样，一反五四时期所谓“多数诗人都偏向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的主观的抒情”
[1]，而与时代、国家、“人民”
等政治相关物结合。
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量诗人的颂歌创作除了由内心真实的情感驱动之外，还具有这样的一个独特含义：通过新的写作，来表明自己认同、接受并愿意融入这一新时代。
不过，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出于对“大时代”
的敏感与自身“被解放”
的感恩心态，诗人之于颂歌创作，其自愿与真挚的成分无疑仍较明显。
这一时期的颂歌，除了上面提及的《新华颂》外，较著名的还有胡风的《时间开始了》、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田间的《天安门》、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王莘的《歌唱祖国》、艾青的《国旗》、朱子奇的《我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上》和柯仲平的《我们的快马》等。
在这些诗歌中，新中国、新时代、共产党以及作为新中国象征的毛泽东，成为最常见的歌颂对象；诗人的情感如烈火燃烧，心潮澎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像雷一样发出震动着世界的声音……”
（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祖国，我因你的名字满身光彩因为，我是属于这样一个不可战胜的民族假如我感到自己有什么可以骄傲那是因为我生在新中国的时代……”
（石方禹《和平的最强音》）
不过，同是颂歌创作，不同背景的诗人的表现有很大的差异。
最积极、热情的当属来自延安的诗人，他们以理所当然的“解放者”
与主人翁姿态，扬眉吐气地进入新时代。
从“国统区”
来到延安的“投奔”
性质的诗人与在“革命队伍”
中土生土长的延安“正统”
的诗人在颂歌姿态上仍会有些微妙的差异：某种程度上，前者不如后者毫无保留地热烈奔放，总摆脱不了苦难的阴影，以及知识分子的思考者视角，如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对带血历史的追忆与对“这是何等动人的领袖与群众的关系”
的赞叹，仍然流露出一个经历了时代苦难的旧知识分子的暗影；不过，在对新时代的政治“归属”
感方面，二者则比较接近。
相比之下，来自“国统区”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