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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我的妻”
（张同志）和“我”
（李克）分别代表着这互相冲突的两种文化力量。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作品并没有以流行的阶级论来简单地处理“我”
与妻子之间的冲突，“我”
与妻子最后矛盾的和解不仅因为“我”
被妻的政治热情、革命干劲、心地善良所感动而进行了自我反省（这几乎是当时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作品的一种叙事惯性），同时也是因为“我的妻”
在城市文明的熏陶下也在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性，“服装上也变得整洁起来了”
，粗话没有了，“见了生人也显得很有礼貌，最使我奇怪的是：她在小市上也买了一双旧皮鞋，逢到集会、游行的时候就穿上了”
。
小说最后写到和好如初的“我”
和妻子站在屋顶的阳台上的情景：“一朵白云，在那又高又蓝的天边上飞过……夕阳照到她的脸上，映出一片红霞。
微风拂着她那蓬松的额发，她闭着眼睛……我忽然发现她怎么变得那样美丽了呵！
我不自觉地俯下脸去，吻着她的脸……”
不难看出这段文字充满了当时忌讳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我”
事实上只是在政治上认同妻子，在生活品位上依然保持了自己的趣味，并且还正在用这种趣味同化妻子。
这无疑与主流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和工农的定位大相径庭。
从城市文明与农民意识（乡村文明）的冲突这一视角来看，20世纪中国独特的历史境遇（农民战争）无疑使乡村文明奠定了其稳固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因此1949年以后执政党非常重视这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并赋予其浓烈的阶级斗争意味。
60年代被主流意识形态竭力推崇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是“不是我们改造南京路，就是我们倒在南京路上”
。
而“我们”
进占城市的目的当然是要改造城市而不是被城市所改造。
这篇作品问世的1950年正是这种改造全面启动的时候，但《我们夫妇之间》中的“我”
作为旧城市的接管者和改造者，居然对妻子立志改造旧城市的精神和决心颇有微词：“今天她来到城市，这城市所遗留的旧习惯，她不妥协、不迁就，她立志要改造城市！
但是在我看来有些地方她就显得固执、狭隘……甚至显得很不虚心了！”
而作品在叙事层面显然又没有对“我”
的这些错误观点进行明确的批判，甚至还用城市的生活方式来改造妻子。
这已然表现了对城市文明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认同。
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值得称道之处，笔致富有情趣，不无幽默感，具有较强的日常生活气息，例如“我”
与妻子在小馆子吃饭的细节描写、妻子在机关舞会出洋相的场面的叙述，都具有一种质朴、生动的真实感。
由于小说触及一个当时普遍存在却又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也由于作品较浓郁的生活气息，发表后反响很大，并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警觉，随即发动了对小说和作者本人的猛烈批判。
文艺界的领导人物丁玲和批评家陈涌等都写了批判文章。
1951年6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上发表了《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一文，在“编者按”
中说明这是“读者李定中”
的“来信”
。
这篇“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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