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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一时期的“史诗式”
写作，由于作家史诗意识（体现为对历史、现实的主体独立思考与批判意识）的贫弱与匮乏，也由于现实不可能给他们提供真正史诗意识生长的空间，更由于文化、政治环境决定了这不可能是一个产生史诗的时代，因而，依靠篇幅来支撑的“史诗”
，最终只能是徒有其表。
在小说观念上，“典型”
的塑造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在艺术创作追求上的高远目标。
但是，由于阶级概念的引入和颂歌写作的现实政治要求，在实践中“典型”
的塑造实际上已经变形为“革命英雄”
——无产阶级阶级性的最集中体现——的塑造，于是，“典型”
便从文学范畴移入了政治范畴：作为文学范畴的“典型”
，要求的是“真实与否”
，而作为政治范畴的“英雄”
，则只需“正确与否”
。
因而，这一时期对众多小说人物的批判，着眼点都是人物的政治倾向性问题，以及由此上溯到作者的写作动机。
相应地，典型塑造的主要方式便也从“概括、提炼”
，也即鲁迅说过的“杂取种种，合成一个”
，变成了“理想化”
——实即概念化、抽象化，几乎完全脱离了现实基础。
为当时众多作家、批评家都深为不满的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等创作风气，实际上都与此紧密相关。
在这种典型观催生之下的“典型人物”
，其面貌可想而知：他们大都被抽掉了人性化的个性特征，而成为某些政治品质的组合，因而彼此之间的个体性差别甚少，对敌、对己的行动、情感都有固定的模式——在敌人面前凛然不屈，视死如归，与之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对革命则忠心耿耿，舍生忘死，在困难面前机智、沉着、勇敢，即使偶有缺点，也大都是一些无关宏旨的性格弱点。
《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红日》中的石东根、刘胜，《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这些英雄典型虽出自不同作品，但其整体形象却大同小异。
就具体作品而言，尽管战争题材与现实生活题材的典型人物会有一些不同，不过这些不同典型性格的表现却具有某种对应的相似性：在战斗英雄形象上常可见到的在敌人面前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等品质，表现在生产英雄形象上，则是面对困难时的迎头直上、永不退缩等品质，二者在构成上乃是一体化的。
从这时期小说创作整体上来看，“革命历史题材”
与“农村题材”
显然占了主导地位，而就长篇小说而言，无论在数量抑或作品的影响上，前者则又明显地较后者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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