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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时期文学中，对历史或现实题材的选择有着作家们难言的苦衷与现实政治因素的左右，而且基本上有一个规律：每当现实政治给作家们提供的空间趋于逼仄时，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便会出现高峰，50年代末60年代初长篇小说的“**”
便是如此出现的。
由此可见，对题材的选择其实折射了非常浓厚的现实政治色彩，它并非作家的纯粹自觉。
更何况，所谓“历史”
与“现实”
在这时期还有它独特的含义，从总体上来看，两者的内涵随现实政治的发展，都在渐渐狭隘化：按意识形态的一贯定义，前者应指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人民革命史，而在实际创作中，却逐渐演变成了主要指中国共产党从事的抗日战争以及两次国内战争史，尤其是根据地革命斗争史；后者则变成了与当下时事、政治运动相差无几的概念。
当柯庆施于1962年提出“大写十三年”
的口号后，历史与现实更是被统一到一个非常狭窄的视野之中，作家们被牢牢束缚在其中，题材选择的自由其实已丧失殆尽。
此外，在这时期，所谓“历史”
与“现实”
并不是两个独立的存在域，它们其实是同构的：历史无非是现实的某种投影，甚至成为现实合法化的组成；而现实有时则成为历史的注脚，以及历史阐释的唯一逻辑法则。
在此期间，众多历史题材的作品——如60年代初的一些“历史小说”
受到粗暴的政治批判，其根源都在于历史与现实的这种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同构关系。
“革命历史题材”
中正面反映战争的作品还常被视作“军事文学”
，不过，在这类作品中，与同期的西方或苏联相比，严格意义上的“军事文学”
作品其实并不多。
从定义上来说，“军事文学”
自然应以战争描写为主体，但这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
作品较为注重的，是对“正义战争”
及处于战争状态中的革命者的精神品质的歌颂，即使是像《红日》《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保卫延安》这样相对较为注重战争描写的“军事文学”
也没有摆脱这个套路。
此外，更大的区别还在于：同期西方或苏联的军事文学，展现的大多是战争之残酷及反人性的一面，主人公千方百计地欲逃离战争状态，如《二十二条军规》，就有明显的反战色彩，苏联也出现了《日瓦戈医生》这样带有强烈人道主义色彩的作品，而这时期中国的同类作品却恰恰相反，主人公以投入战争为生存目的，作者也以歌颂战争为写作目的。
在人物上，西方及苏联同期同类作品中刻意塑造的是一些受战争压抑、因而讨厌战争的人物形象，而这时期中国的战争题材作品刻意塑造的却全是战争英雄。
这固然有深层的中西两种文化差异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这时期中国整体的政治文化气氛所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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