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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了县里的后腿，对他的工作百般阻拦。
刘杰承受住打击，克服了种种困难，直至给毛主席写信，终于使副省长了解到村里的问题，“黑社”
得到了承认。
剧作敢于暴露农村工作中弄虚作假、欺世盗名、压制民主、脱离群众等不良作风，但解决的方式却是通过“降神机”
即中央派来干部解决问题，从而中止了矛盾继续深入发展的可能性，也回避了对矛盾根源进行更深入地探讨。
洞箫在本剧中作为抒情的手段使用，它既可当箫又可当笛，忧郁的时候竖着吹，高兴的时候横着吹，这强化了对主人公刘杰情感状态的揭示。
《布谷鸟又叫了》试图通过展现青年男女的生活、爱情、劳动和理想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和斗争，用喜剧的形式揭示出“人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贝”
“要关心人”
的主题思想。
本剧不落俗套之处在于：“出奇的是作者对这个题材的独特处理：他完全不按阶级配方来划分先进与落后，也不按党团员、群众来贴上各种思想标签，他把青年团支书写成封建意识的体现人，把党支书、青年团支委都捎带着变成批判对象；新思想竟托身在两个普普通通青年男女身上，一个会唱歌，一个会开拖拉机，如此而已。”
[12]作品的意义当然不止于标签倒贴，它所暴露的农村问题诸如轻视、虐待妇女，重物不重人，利用职权打击报复等，这比起阶级斗争具有更高的普遍性与真实性，同时在表现婚恋关系上，不论是恩爱夫妻郭家林与王秀娥，还是“欢喜冤家”
雷大汉与童亚花，也不管是童亚男、王必好、申小甲之间的感情纠葛，还是四个青年男女心心相印的恋情，都共同表现出健康纯洁的人性需求。
本剧轻松明快的风格反映了青年农民思想解放的要求，深受当时观众的喜欢。
“第四种剧本”
的产生得益于“双百”
方针提出后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出现之后引起戏剧界、评论界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尽管现在看来，这些剧本在主旨的传达与矛盾冲突的解决上还留有时代的印记，但它们毕竟在如何“干预生活”
、如何表现人性上迈出了探索性的一步，这一步在当时刚刚回暖的政治气候下实属可贵，但之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却使剧作者及有关人员厄运缠身。
“**”
期间，有关的编导、演员受株连迫害甚至含冤死去。
198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三个剧本廿年论争》，作为对“第四种剧本”
的纪念与重新评价。
此一时期取材现实的剧作家，较有影响者当属胡可。
胡可（1921—），山东益都人。
他的多幕话剧《战斗里成长》和《槐树庄》在这一时期产生了较大影响。
《战斗里成长》发表于《人民文学》1950年第5期。
该剧意在通过对赵老忠、赵钢、赵石头祖孙三代反抗阶级压迫的描绘，揭示农民从自发反抗到“成长”
为“自觉革命战士”
的道路，艺术构思较为精巧。
《槐树庄》发表于《剧本》1959年第8期。
剧本采取了编年史式的戏剧结构方法，把一个村庄从1947年到1958年的历史变迁搬上舞台，没有集中的、贯穿始终的戏剧情节，集中描写了一个农村模范母亲郭大娘的形象，在艺术上具有一定的特色。
虽然也写的是“阶级斗争”
，但较同时期的大多数作品，多少展现了人性、人情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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