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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运动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宣传共产主义道德、树立毛泽东个人权威的雷锋题材作品以及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等受到广泛赞扬。
而事实上，无论是“大写十三年”
“活学活用”
还是“突出政治”
，在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下，都暗含着一个无处不在的阶级斗争命题。
如果说大规模的“四清”
运动是“**”
预演的话，那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则直接拉开了“**”
的序幕。
1959年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上毛泽东针对“大跃进”
运动和“人民公社化”
以来的不良作风提出批评，提倡学习和研究海瑞。
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积极响应号召，相继写作了《海瑞骂皇帝》《海瑞的故事》《清官海瑞》等文章。
1960年年底应马连良再三约请，本不善写戏的吴晗七易其稿，写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该剧表现明代隆庆年间海瑞任应天巡抚时除霸、退田和平冤狱的故事。
1961年年初，《海瑞罢官》在北京正式演出，据称，“毛主席很高兴，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唱海瑞，并说：戏好，海瑞是好人。
还称赞剧本的文学写得不错，马连良回来告诉吴晗，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
吴晗听了非常高兴”
[11]。
可以说，吴晗在对待海瑞形象的处理上，是与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倡讲真话、进行国民经济调整保持一致的，而且还紧跟政治形势，针对庐山会议，一再小心谨慎地严格区分所谓真假海瑞。
《海瑞罢官》中海瑞的整顿配合当时的经济调整，形象地宣扬了毛泽东的指示，曾经受到毛泽东的赞许。
剧本的主题最终由退田改为除霸，对海瑞雷厉风行地整治贪官污吏的表现，也可以说正配合了中共中央纠正“五风”
（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的行动，符合新的政治精神。
政治上毫无“出格”
之处。
而在毛泽东的倡议和周扬的布置下，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海瑞题材的戏和文章，同样是讲真话的“魏征精神”
也得到某种程度的提倡。
然而，政治主题迅速变换，1964—1965年，毛泽东先后授意批判《海瑞罢官》，都因受到彭真的抵制而未果。
后来江青在毛泽东的部署和支持下，[12]赴上海组织写作班子，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对《海瑞罢官》进行了严厉批判。
该文对调整时期背景的分析、指责与毛泽东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的严厉批评如出一辙。
因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姚文元的文章将他的问题指认为严重的现实政治问题，为更大规模将文学、学术等问题纳入政治范畴进行政治打击提供了可能，同时也能通过“层层剥笋”
的方式直指吴晗身后的彭真、刘少奇等中央高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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