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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文学刊物从“**”
前陆续被整改到“**”
开始后的全面崩溃，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文学的发展，这一时期通过文学刊物发表的作品愈加乏善可陈。
文艺界全面整风之后，各大文学刊物除了越来越多地发表批判文章和鼓吹京剧现代戏之外，只能通过开设面向工农兵群众的栏目、举办征文等方式扶持工农兵作者。
如《人民文学》的“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
、《解放军文艺》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新人新事”
征文，以及“**”
前夕编辑出版的多卷本《新人新作选》，都因迎合了新的斗争风尚而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些征文和选文都旨在倡扬偏激的斗争意志和工农兵的“共产主义精神”
。
1964年，《人民文学》等刊物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故事会、相声弹词等曲艺形式和近似政治通讯的速写（1964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曾全部安排为速写），即使尚能从事写作的专业作家也只能迎合这种政治要求，写作同类的群众文艺作品。
“**”
前夕，文学刊物已彻底堵塞了真正的创作探索的通道，而在一些事件的集中宣传上又再度呈现出“大跃进”
遗风。
这段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以不同体裁创作同一题材的现象。
如《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以专辑的形式连篇累牍地集中发表宣传雷锋、焦裕禄、大庆、大寨等政治典型的作品。
这一方面说明了此类英雄人物和事件本身构成了重大的政治事件，蕴涵着巨大的政治文化信息，鼓励不同的作家去竞相表现；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段时期作家取材大多限定在意识形态业已确定的对象中。
“**”
爆发后，由于刊物和出版系统的崩溃，“样板戏”
剧本的发表受到“两报一刊”
的青睐，其他报纸主要刊载一些迎合“**”
政治的散文诗歌，而出版社的出版物则主要与大批判和“样板戏”
有关。
因此，小说在“**”
开始至1971年间被冷落到最低点。
其次，这段时期的文学创作比此前一个阶段更急切、更直接地为现行政治服务，“主题先行论”
“根本任务论”
“三突出”
等极端原则的提出，使这段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极其严重的模式化。
奉行主题先行的原则，从既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的生活感受出发进行创作，成为更为普遍和突出的现象。
如浩然的《艳阳天》、陈登科的《风雷》和林雨的一系列小说，创作的思想资源往往直接来源于政策、文件、指示，即使作家有丰富的生活素材，也被阶级斗争主题裁剪得面目全非。
创作的过程往往是先确立作品的主题，然后根据主题要求去设计人物、情节、结构、语言行为等作品要素，所能确定的主题也越来越浓缩为“毛泽东思想”
。
1965年第12期《文艺报》的评论员曾发表过一篇题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文章，其中介绍的部队代表总结出来的创作经验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看不到英雄怎么办？看不到，多向毛主席著作去请教，按照毛主席教导选苗苗；看不到，问群众、问领导，群众眼睛亮，领导站得高；看不到，勤把思想来改造，要和英雄人物走一道，看到了，要用毛主席著作来对照，看他做到哪一条，依靠哪一条，体现哪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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