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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识形态的日益“左”
倾极端化，“人”
，这个艺术的表现对象逐渐被“国家”
“阶级”
“集体”
“未来”
等政治学、社会学概念赶出了舞台和银幕。
在上述作品中，人的正当要求，例如对**、成就、好的工作与生活的向往，总是被处理成对集体事业和革命精神的损害、被阶级敌人钻空子的缺陷。
“政治教育戏”
不仅扼杀了剧中人物的“人”
性，也参与了对于观众的人性、个性、理性的扼杀。
然而，被“阶级斗争”
和“革命”
的幻觉狂热地政治化、极端化的社会，很快便不再满足于这类政治教育剧。
为了满足创造全新的“无产阶级”
文艺的勃勃野心和进一步消除“人”
在艺术中的存在、强化非“人”
的文化专制主义的目的，江青等人树立了八部“革命样板戏”
，并且在事实上停止了全国一切其他的戏剧、电影创作活动，代之以一场“样板戏”
普及运动。
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首次把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八部作品并称为“样板”
。
此后出现的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等剧作也被称为“样板戏”
。
这些戏剧作品的情节、人物均非原创。
如《红灯记》最初由沪剧根据电影故事片《自有后来人》（长春电影制片厂，1962）改编；《沙家浜》的前身为根据革命回忆录编写的沪剧《芦**火种》；《海港》来自淮剧《海港的早晨》；《智取威虎山》根据小说《林海雪原》并参考同名话剧改编；《龙江颂》《杜鹃山》均源自同名话剧；《平原作战》则融描写抗日游击战的多部电影、小说于一身。
这些剧作在被“样板”
化的过程中，原有的或多或少的人的真情实感和生活真实性被最大限度地消解了，其中的党性、阶级性则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红灯记》原作中，主人公李玉和偷酒喝，爱跟女儿开玩笑，临刑时跪拜母亲，说“妈！
儿子不能给您养老送终了”
。
“样板”
化以后这些来自人之常情的细节描写均被删除，换上一句“人说道世间只有骨肉的情义重，依我看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
。
《芦**火种》原以地下工作者阿庆嫂为主角，后根据毛泽东突出武装斗争的意见，把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硬作为一号人物，删掉阿庆嫂的一些符合艺术规律的戏，硬给郭建光加一些空洞的戏剧场面和冗长的唱腔。
与机智、泼辣且有一股“江湖气”
的阿庆嫂相比，郭建光更像是代表政治概念的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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