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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创作教条的长期灌输和影响，人们的创作思维已经陷入了一种模式化窠臼，甚至人们自以为是发自真情的“个人化写作”
，其实依然遵循的是“**”
文学创作规范。
这一点由“四五”
天安门诗歌运动充分显示出来。
“四五”
天安门诗歌运动是由悼念周恩来引发的。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江青一伙试图限制人们的悼念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
首先从南京引燃的群众自发的大规模政治抗议活动，得到很多地方的热烈响应。
1976年清明节前后，数百万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通过送花圈、献挽联、作演讲、张贴诗词、朗诵悼词及祭文等形式，纪念周恩来，表达对江青一伙的义愤。
后来“四五”
天安门运动被作为“反革命暴乱”
遭到镇压。
江青一伙被打倒以后的两个月，即1976年12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研室十六位教师以“童怀周”
的笔名贴出了倡议书，收集当时的诗词，得到全国各界的热烈响应。
他们在数以万计的诗词中精选了1500多篇，编成《天安门诗抄》，于1978年12月正式出版。
名为“诗抄”
，其实并非全属诗词，其中也有挽联、悼词、祭文等，新诗约占全诗集的三分之一。
人们对周恩来的悼念之情和对江青一伙的义愤是真诚的。
但这份真情依然是遵循“**”
文学创作规范表达出来的。
以前遵循这套规范，“主流文学”
创作批判的是刘少奇，继而批判的是林彪，后来批判的是邓小平，到“四五”
天安门诗歌运动时变成了批判江青一伙人。
由于遵循的是依然是“**”
文学创作规范，“四五”
天安门诗歌以及此后不久的揭批“四人帮”
运动，虽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但在情感上往往显得激愤有余而理性不足，对江青一伙人的批判被看成一场新的“你死我活”
的“阶级斗争”
，话语模式、组织方式上表现出来的依然是“**遗风”
，报刊上署名“某某批判组”
的批判文章随处可见。
[6]可以说，打倒江青一伙人之后，一直到1978年，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除了极个别的篇什之外，依然属于遵循着“**”
文学创作规范的“主流文学”
，尽管这时候政治批判的指向已经变成了声讨江青一伙人。
在“**”
时期直至1978年，真正对“**”
文学创作规范大幅度疏离并与之明显对立的，是奔突回**的“潜流文学”
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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