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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78年5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京召开，中断活动达十年之久的全国文联及其所属各协会重新恢复工作。
文学期刊纷纷复刊和创刊，为思想解放和繁荣文学创作提供了阵地。
[2]周扬的《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在肯定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同时，也强调了以“双百”
方针指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所谓‘双百’方针，实际就是两个‘自由’，即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和科学上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
。
[3]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文艺民主”
的欲求成为大会的主旋律。
邓小平在会议上所作的祝辞明确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
。
[4]随后中共中央进一步确定了“为人民服务”
和“为社会主义服务”
的“二为方针”
。
1981年8月，胡乔木在中宣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所作的报告《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也指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
等提法，“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
[5]
习惯上我们将上述这一切称之为“思想解放”
和“拨乱反正”
。
但这并非是来自体制的单方面行为，它更是与自发或半自发性的社会欲求直接相关的，而这些欲求，直接、集中地表现于文学创作和相关问题的讨论中。
1977年11月发表的《班主任》，就先于“思想解放”
的浪潮，一定程度上揭露了“**”
的文化专制对青少年的精神戕害。
1978年8月发表的《伤痕》正式揭开了“伤痕文学”
的序幕。
随之而来出现了一大批抨击“**”
、揭露林彪、“四人帮”
罪行，甚至触及五六十年代灾难的作品。
如《铺花的歧路》《天云山传奇》《大墙下的红玉兰》《女贼》《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小草在歌唱》等。
还有的作品把暴露的锋芒引向当下的现实，如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
》，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等。
当然文学不可能只是对灾难和痛苦的诉说，它自然要思考这一切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西望茅草地》《苦果》《剪辑错了的故事》《李顺大造屋》等就是这种既暴露“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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