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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不过今天看来，尽管双方好像水火不相容，但它们都严重局限于“二元对立”
和“决定论”
的思维模式。
这场讨论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期才基本结束。
[9]
1985年文化热中另一个与文学相关的理论性话题是关于“重写文学史”
的讨论。
“重写文学史”
讨论之缘起，应前溯到朱光潜的《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代序）》。
该文作者说，据他所“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从文和老舍”
。
[10]虽说朱文言辞并不激烈，但实际隐含了推倒既定文学史构架，对现代文学重新评价的意思。
1983年第8期的《文艺报》发表了唐弢《既要开放，又要坚持原则》，此文虽说有不指名地批评朱文的意味，告诫人们不要跟着外国人跑，但它实际上却等于给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做了宣传。
[11]《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刊发了支克坚《从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文，可以说，此篇文章把相关问题引到了文化交锋的中心地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评论界对重新评说现代文学的兴趣增浓，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也不断开拓。
1985年第5期的《文学评论》刊发了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人联合撰文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直接突破了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狭隘格局，表达了把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打通的意向。
1986年《走向未来》创刊号刊载了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甚至整个中国现代史的重写，提供了范式性的理论框架。
其实到此时，重写现代文学史问题的基本框架已经奠定，而到1988年《上海文论》正式开始“重写文学史”
的实践，只不过是把已经运行了好几年的历史活动明朗化而已。
如果宏观扫描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中国文化，可以发现它呈现出一种阵歇式波动的特点，即整个文化的发展不是相对持续地向前推进，而是一个浪潮掀起落下，停一段时间又一个浪潮再掀起又落下。
整体来看，新时期头十年的文化发展大致经过了这样几个波潮跌宕：第一潮兴起于1978—1980年左右；第二潮大致在1982—1983年10月前；第三个巨潮从1985年掀起，大约延续到1986年年底，然后又是一个一年左右的平潮期；第四个浪潮大约波动于1988年到1989年上半年。
也许笼统地说，任何民族的文化发展都不可能总保持一种**状态，总是会有波澜起伏的。
但新时期头十年的文化阵歇式波动，并非是相对自然的文化演变之起伏，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每次文化波潮的兴起，大致都有某种骤起骤落的性质，而且这种骤起骤落，直接与政治领域的控制与放松有直接关系。
政治干预加强时，文化潮就大致处于低谷期。
反之，政治干预较松弛时，则是文化**期。
由此就形成了一种嵌套式波动结构。
在这种结构中，本来包括各种不同构成成分的文化波潮，总是带有着对传统制度模式的冲击批判的共同性，文化批判达到高峰时，又总有演变为政治制度批判的势头，甚至会发展为政治运动。
而作为体制的那一方，也总要对逐渐走向激烈的文化热潮加以力度不等的控制或调节。
所以在80年代，时常还会出现一些作品遭到批判、一些作家不得不做出真心或违心的自我批评的事情。
[12]但是，在这种此起彼伏的文化波动中，中国当代文化没有退回到“**”
时期，而是在一波三折地艰难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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