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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论，不可避免地只能是含混的。
在80年代前半期，文化界和文艺界的动态实质上都是政治动态的直接表现。
此后的文化状况虽然仍与政治有着相当的联系，但却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泛文化性热潮。
在80年代，重大的文艺论争频频发生。
其中最早出现且势头最盛、持续达两年多之久的文艺学问题讨论，可能要算“方法论”
热了。
1985年3月，在厦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讨论会。
会议从对国外文学批评与社会科学理论思潮动向的介绍、批评方法的开拓与心理思维空间开拓的联系、对国内沉闷单一的批评现状的批评、创作文本多样化的实际需要等方面展开了讨论，肯定了多方位拓展文学批评方法的必要性。
关于怎样更新文学批评方法争论较大。
厦门会议后，同年又在扬州、武汉等地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的相同议题的讨论会。
同时《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读书》《上海文学》《文艺研究》《光明日报》《文艺争鸣》《文艺报》《红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等重要报刊和其他地方性期刊，都陆续登载了大量有关方法论问题讨论的文章。
与理论讨论热同时并进的是多样性文学批评方法的具体实践。
比如原型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文化—心理批评、形式分析、文体批评、接受美学批评、阐释学批评等。
方法论热方兴未艾，“文学主体性”
讨论又兴波澜。
从广义的“人的问题”
来看，文学主体性的讨论应该属于此范畴。
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异化论的讨论，由于外力的干涉，突然在1984年中断，而到1986年前后，关于人的问题的讨论烽烟再起。
1986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新华文摘》1986年第8期转载了刘再复的《新时期文学的主潮》，该文设专节讨论“文学的人道主义本质的恢复和深化”
，《理论信息报》登载了杨松的《关于人道主义的反思》等。
当然，如果人学问题仅局限于原先观点的重复，是不可能在文化热潮中引起人们如此关注的，必须有新的理论增长点的刺激。
在1984年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刘再复将李泽厚的主体论哲学与文学批评相嫁接，开始建构他的“文学主体论”
体系，并发表了长篇论文《论文学的主体性》，系统地阐释了文学主体性观念，立即引起广泛的关注，尤其是陈涌等人的批评文章，更激起了全国性的对“文学主体性”
问题的批评、反批评及其商榷。
[7]应该说，“文学主体性”
的思考，进一步推进了文艺思想的解放，将文学艺术问题的思考向更本位、更学理、更思辨的纵深方向推进。
但刘再复的理论体系确实也存在缺陷。
反对者则往往坚持政治经济是文艺的基础、文艺是政治经济的反映，重新把文艺拉回从属于政治的老路上；甚至使出意欲置对手于死地的极“左”
手段，将“文学主体性”
归为“形形色色借口文艺的特殊性来排斥文艺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的观点”
，视为“直接关系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命运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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