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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现实主义的回归与流变(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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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突破所带来的不只是文学的社会批判和反思的合法性,一旦真实向生活全面敞开,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笔触也就自然会向多方面延伸。

对普通人的关注,就是变化了的文学对“十七年文学”

的改造性继承和拓展,也更与文学是人学的追求相一致。

当然,严格地说,文学的“伤痕”

暴露和思想反思,一开始就与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有相当关系:如谢惠敏(《班主任》)是中学生,王晓华(《伤痕》)是一个普通的知青。

但是80年代前期的文坛,还出现了一批不以“伤痕”

、反思为主,而去展现普通人的“真、善、美”

品格,赞美他们在逆境或困难的生活环境中,憧憬美好未来的作品,如王安忆的《雨,沙沙沙》、莫伸的《窗口》、王蒙的《温暖》、冯骥才的《雕花烟斗》、刘心武的《我爱每一片绿叶》、陈建功的《丹凤眼》、张抗抗的《北极光》、谌容的《人到中年》、孔捷生的《普通女工》等。

普通人生的定位自然是对“高大全”

人物的背离,与社会告别阶级斗争的激烈动**走向世俗平稳相一致;同时,他们将高尚的情操、美好的心灵,柔韧而内敛地寄寓于普通人物的身上,[13]又是对传统的文学理想主义追求的执著和对现实中泛滥的各种不正之风和丑恶现象的反叛;然而却也是“不约而同地把社会问题转换成人情世故而予以情感化”

的想象性解决,未尝不是从文学对现实批判立场的后撤。

[14]

“**”

刚结束时,许多作家、批评家、读者都以为,只要纠正了文学的极“左”

观念,正视人、人生和社会,文学就可以告别虚假,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

然而,现实从来都不可能以“本来”

的样子置放在那里,等着人去发现、观察。

日益复杂化的中国现实和外来文化、文学的影响,都使得作家们不可能再局限于原有的现实主义的角度——哪怕是经过改造了的角度——去看待人生、看待社会。

随着开放的窗口越来越大,尼采、叔本华的悲剧哲学进入我们的视野;谈论“他人即地狱”

的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哲学更成为年轻人崇信的时尚;卡夫卡的《城堡》也以其对人之荒谬存在的怵目展示,将更多的人引领到虚无存在感的边缘;而《第二十二条军规》《麦田守望者》等后现代色彩的作品,更被80年代的人们解读为表现人之异化存在的现代主义文本。

怀疑、变形、奇异、颓废、漂浮不定的目光,不可避免地折射进中国作家观察人生、表现现实的视野。

于是生活不仅不再美好,而且变得越来越不可理解、不可把握;人不再是理想的执著者,甚至也不仅仅是丑恶的皮囊,更可能的是什么也不是。

于是我们刚刚在80年代初邂逅了为几棵花草就疯狂的人们(张辛欣《疯狂的君子兰》),便很快就在80年代中期之后,遭遇更多的尴尬或荒谬人生:放弃道义、放弃崇高、甘愿在利益场中不懈操练的透彻者(李晓《继续操练》),无意追求、不屑成名成家的世俗理想,或宁愿端盘碗,或一入学就想着退学的无所事事的“天之骄子”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徐星《无主题变奏》);连婚都懒得离的人生乏味者(谌容《懒得离婚》)……

很显然,中国当代文学到了80年代中期,已与传统现实主义相隔得很远了,如果再将整个“现代主义”

热和“先锋”

写作纳入参照视野,那么在进入80年代中期之后,映入文学接受视野的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的全面溃败,甚至连写实和故事讲述都已被中国作家所抛弃;文坛似乎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从政治批斗和宣教中解放出来的“叙事”

,已不再是按照现实的模样去书写人生,哪怕是无意义的人生,而成了文学“先锋”

们随心所欲、“自由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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