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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话语逻辑轰动社会，几乎是一种历史必然。
两个月之后，《哥德巴赫猜想》的轰动再次证明了这一历史必然。
知识者不仅不再作为思想落后甚至反动的对象而受到批判，也不再以知识生活之外的任何社会人的特征而受到赞颂（比如在以往的文学惯例中，知识者常作为民族气节的保持者而受到赞颂），知识者终于能以自我的知识身份而得到社会的承认与赞颂，此后，这种赞颂可以说蔚然成风。
1977年的文坛还处在“**”
文学巨大的历史惯性中，其中形式往往比内容具有更大的历史惰性。
《班主任》虽在主题意蕴上开始冲破“**”
文学惯例，但在艺术形式上仍是对“**”
文学的蹈袭。
张老师的形象基本上还是按照“高大全”
式的英雄模式来塑造的，他几乎毫无个性以至于极易被忽略，人们普遍以为《班主任》的主人公是谢惠敏。
在作品不短的篇幅中，没有留给张老师这个36岁的年轻男人丝毫的个人生活空间。
于是，文本的叙事层面与故事层面便产生了裂隙，这一裂隙抑制了启蒙主题中人性的表达。
叙事框架基本上沿袭“**”
文学路线斗争的框架，即张老师团结广大同学帮助、教育受极“左”
路线思想毒害的宋宝琦，最后以张老师的胜利在望而告终。
这样的叙事框架所带来的光明基调，又抑制了作品对青少年内伤揭示的沉痛感，以及危机意识、忧患意识的表达，也造成《班主任》叙事与后来的创伤性叙事之间的差异性。
如果说，文学作品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那么，这句话用于《班主任》以及许多“伤痕文学”
作品，则有着特殊的意味。
当时的读者对《班主任》的理解，与作者的主观意图有着很大的差异。
作者全力塑造的主人公是班主任张俊石，而读者则只对谢惠敏这个人物感兴趣，尽管比较起来，作品对谢惠敏的着墨不多。
作者虽然也写了谢惠敏的“内伤”
，但主要是展示谢惠敏身上“闪光”
的东西，而读者却觉得这个谢惠敏远比“小流氓”
宋宝琦“内伤”
更严重，那些被作者认为是“闪光”
的东西，读者也分明嗅出了脓腥。
例如，当张俊石问谢惠敏，对宋宝琦的到来怕不怕时，“谢惠敏晃晃小短辫说：‘我怕什么？这是阶级斗争！
他敢犯狂，我们就跟他斗！
’”
可是，“张老师心里一热。
……他亲热地对谢惠敏说：‘你赶紧把团支部和班委会的人找齐，咱们到教室开个干部会！
’”
谢惠敏脑中“阶级斗争”
的弦绷得那样紧，满眼都是“阶级敌人”
，动辄便是“阶级斗争”
，这本是十分悲哀的，也是她身上最严重的“内伤”
之一种。
这样的回答令读者心里发凉，但张老师却“心里一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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