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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是如何与极“左”
路线的执行者沆瀣一气，对蒙冤受难者进行非人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令人触目惊心。
但暴露与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教训，暴露黑暗是为了寻找光明。
所以作品精心塑造了虽身陷囹圄但依然心系党的事业、心系人民，不屈不挠的党的优秀干部葛翎的形象，这个形象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意味是不言自明的。
为了突出这一意味，作家不惜采用极端戏剧化的情节场景、人物性格善恶忠奸的二元对立模式。
这严重削弱了作品的现实主义品格。
正因为此，从维熙的一系列被称为“大墙文学”
的作品（包括《远去的白帆》《泥泞》《遗落在沙滩上的脚印》等）与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癌病房》为代表的“集中营文学”
，在思想底蕴和艺术形态上都有完全不同的面貌。
《大墙下的红玉兰》典型地代表了“归来者”
作家群社会批判的基调：缺少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样独立的社会批判立场，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修复功能的一种必要的提醒，这种提醒中夹杂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资鉴意识、民本思想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
知识分子自身的惨痛经历与精神历程构成他们创作的另一重要内容。
较有影响的作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王蒙的《布礼》《杂色》、张贤亮的《土牢情话》《灵与肉》《绿化树》、宗璞的《我是谁》等，在这些作品中，个体的苦难被置于民族国家大叙事的框架下加以理性的思考，从而超越了对个体苦难的感性倾诉，具有较深远的历史感。
但这一思考角度，却也带来对个体苦难的认知：“我不悲观也不埋怨。
比起我们党、国家和人民这些年付出的代价，个体的一点坎坷遭遇又算得了什么？”
[1]个体的苦难本身是不值得关注的，它所以被叙述是因为它与民族国家苦难的关联，个体的生存被遮蔽在集体生存的宏大框架中，甚至心甘情愿成为伟大历史叙事祭坛上的牺牲品。
《布礼》中写道：钟亦成“宁愿付出一生的被委屈、一生的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即使他带着丑恶的帽子死去，即使他被17岁的可爱的革命小将用皮带和链条抽死，即使他死在自己的同志以党的名义射出的子弹下，他的内心仍然充满了光明，他不懊悔，不感伤，也毫无个人怨恨，更不会看破红尘。”
钟亦成这种谦卑的、个体独立意识严重匮乏的人格，事实上与冯骥才《啊》中的吴仲义属同一精神血缘，所不同的是后者在严厉声讨和揭露导致吴仲义人格扭曲和变形的外界之恶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知识分子自身人格基质的拷问意味。
而《布礼》的作者显然怀着极大的敬意与赞赏来塑造他的主人公。
这一创作现象在“归来者”
作家群中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当然，表现的方式、程度可能有所不同。
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贯穿着主人公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原罪式的忏悔和谦卑的自审，虽然在自审时也夹带着自辩和自解的意味，但前者还是占上风，甚至政治迫害还被看成是对照着工农寻找差距的机会。
在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最苦难深重的是知识分子。
而知识分子作为现代社会结构中极为特殊的群体，其精神是最为敏感的，对其苦难历程的反思往往可以抵达劫难与人性的深处，但这群“归来者”
对自身苦难历程的反思已然与这样的抵达擦肩而过。
于是，至今都还没有出现类似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这样的深度反思之作。
长期的底层农村生活使得“归来者”
作家群对50年代以来农村深重的苦难有切身的体验，对20年农村曲折生活历程的反思也是这一代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漏斗户”
主》、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这些作品通过普通农民最基本的生存和情感需要的被剥夺，来揭示极“左”
政治对农村经济、农民生活的摧残与破坏及其在农民心灵上留下的深重创伤。
相比于前两类作品，这类作品叙事更倾向于民间的视角，表现出更多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悲欢离合的关注，对苦难民间的体恤。
但事实上，反思依然没有超出政治的框架，人性的罹难与复归、民间生活秩序的毁坏与修复，都与意识形态秩序的破坏与重建呈现明显的同构关系。
尽管如此，政治伦理化和历史道德化的创作理念得到更加艺术化和富有乡土气息的表达，这类作品因此具有更强的可读性。
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虽然叙事层面存在着对“政治政策变化足以损害一个老农民的心”
的创作观念的图解倾向，但故事层面却昭示了贫穷使人性堕落这样的悲剧主题。
作为一个普通农民许茂并没有受到多少政治迫害，但他为了生存不得不只顾自己、自私冷酷甚至趁火打劫、落井下石。
许茂的形象显示了一定的现实主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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