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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漏斗户”
主》，注重对极“左”
专制政治长期宰制下农民难以愈合的精神奴役创伤的揭示，从而承继了五四新文化传统中以鲁迅为代表的国民性批判的文化血缘，超越了同类题材作品对农民精神创伤的一般性的书写，启示着由政治反思向文化反思位移的叙事空间。
综观这一作家群体的创作，创作主体特殊的创作理念和精神、文化资源决定了他们对历史苦难的讲述与反思的方式、程度，站在今天的思想文化基点上看，他们的创作存在以下局限。
首先，在对苦难的认知上，苦难成了锤炼人格、升华自我的最好方式，甚至是历史进程的必要环节，因此使个体的承受具有了责无旁贷的意义。
这样一种对苦难的认知也制约了对人性的想象方式。
基于人道主义启蒙的立场，人性关怀成为这一代人对苦难讲述与反思的重要视角：对人性罹难的忧愤与揭露，对扼杀摧残人性的社会之恶的理性批判，不仅指涉极“左”
政治而且指涉封建痼疾。
人物性格内涵的多样性、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及深厚的命运感，使人性书写达到了1949年以来文学的最高水平。
但这些作品的人性反思的重心，更多是在人与社会政治历史的关系向度上被展开，而对个体生命的内容、形式与群体一致性的过分追求，妨碍了人性认知与表现的深入。
比如几乎所有的作品在写到主人公（无论是高级干部、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农民）经过十几、二十年的磨难终于苦尽甘来时，无不欢欣鼓舞，焕发了新的生命。
个体的苦难既然只有在民族国家的集体大叙事中才能获得意义，那么当历史叙事已翻到拨乱反正重建秩序的一页时，个体就应当迅速忘却苦难、化悲痛为力量、重振心志，从而忽略了心灵常常无法像意识形态秩序那样容易得到修复、重建。
这意味着，人性关怀的路线还只是限于由“非人”
向“人”
的回归，让大写的人（作为类的存在的人）在叙事中挺直腰杆，受到普遍的尊重和关怀，但却没能深入到个体关怀的空间。
个体命运的书写不过是为历史阐释提供典型的例证。
因此人与生命的关系向度依然被遮蔽（虽然张贤亮的小说率先突进性的禁区，但在他的叙事中“性”
是作为社会历史的符码而出现的）。
人性仅是在类的意义上被书写，并没有超越革命文学以来人性书写的惯例：群体性的人性书写是人性唯一被认可的书写方式。
其次，“反思”
这个概念在西方哲学中是包含内省意味的，但事实上，“归来者”
被指称为“反思文学”
的创作几乎没有内省这一精神向度（这种自审意识与张贤亮作品中许灵均、章永璘式的自审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内涵），面对劫难始终缺乏一种忏悔意识，个体始终没有把自己看成是罪恶与劫难的一部分，很少意识到在这场民族浩劫中，自己作为民族的一分子也有一份责任。
虽然在文学新变之初，《班主任》也借用了狂人的呐喊，但对苦难进行讲述与反思的整个思潮却始终没有达到狂人的认识：自己不仅被吃而且也参与吃人。
忏悔性自审意识在叙事中严重匮乏。
作为这一创作潮流发轫之作的《伤痕》已然回避王晓华的忏悔，事实上，在造成母亲与她永难弥补的创伤上，她本人并非就完全无须自责。
相对于控诉与谴责，忏悔和自审更是个体走向觉醒所必需的。
当然在这一点上，后来的一些作品对《伤痕》有所超越，比如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中女主人公白慧发现自己曾参与殴打的一女教师（被殴打致死）竟是自己恩人加恋人的母亲时的追悔；张弦的《记忆》中的领导干部秦慕平为自己颠倒年轻女放映员方丽茹的一生而自责；李国文的《月蚀》中的伊汝面对农家女儿手里的22双布鞋的悔悟，但这些忏悔者忏悔的深度与力度相对来说，是有限的。
正因为缺乏个体刻骨铭心的忏悔与内疚，缺乏透彻肺腑的生命之痛，伤痕变得容易愈合了，也正因为个体苦难本身的没有意义，再深重的苦难都是可以被补偿的。
善有善报、苦尽甘来、终得善果几乎成了“归来者”
基本的叙事模式。
就这样，“罪恶和劫难的过去并未在本文中变得日益清晰起来，成为可以认识的对象，而是一个亟待超越的巨大不明之物，一个在捕捉之前已然脱落的缺席的在场者”
[2]。
所有这一切表明，对历史苦难进行叙述与反思的创作潮流作为文学走出“**”
阴影的第一个历史环节，虽然已开始摆脱“为政治服务”
的枷锁，初步表现出向“为人服务”
和文学本体的回归，然而，回归的步履是这样的艰难与缓慢，这一创作潮流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是一种政治叙事。
但它毕竟已经开始回归，从这方面看，这一创作潮流不仅具有社会学和思想史的意义，同样具有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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