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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对变革现实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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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开端，一股重在反映当时的变革现实，尤其重在表现工农业及政治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冲突的文学创作潮流勃然兴起。
到80年代初，随着现实改革步伐的进一步加快，改革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逐渐形成一个**，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基本上取代了对历史记忆进行讲述与反思的创作潮流，成为文坛的主流。
8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反映社会变革的作品无论在思想意蕴还是在叙事方式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已不能再纳入这一创作潮流的现有框架中。
这股文学潮流大致有这样的两类作品：一类是以蒋子龙等的创作为代表的直接关注改革事件本身，所谓正面描写改革的作品；另一类作品以高晓声、何士光等人这一时期的创作为代表，更注重改革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普通人精神生活领域的影响。
这类作品亦被认为是侧面描写改革的作品。
蒋子龙（1941—），河北沧县人，参加过海军，当过工人、厂长秘书、车间主任，有着长期丰富的工厂生活经验。
60年代中期发表小说处女作《新站长》。
从1976年年初发表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开始，致力于工业整顿和改革题材的创作。
1979年年初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使他一举成名，主人公乔光朴成为家喻户晓的大胆冲破阻力的改革者的代名词。
此后，他又连续发表了《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锅碗瓢盆交响曲》等一系列作品，创作的视野已不再局限于工厂的改革，而是延伸至政治体制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其作品的主人公构成了一个具有乔厂长血统的“开拓者家族”
人物形象系列。
除蒋子龙作品外，侧重直接描写改革事件，在当时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作品还有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夜与昼》、水运宪的《祸起萧墙》、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等。
这些作品全方位地描写发生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改革，表达改革的迫切性、必要性，探讨改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反映改革的艰难曲折，具有强烈的问题小说色彩和一定的社会批判品格。
其中有的作品并不局限于反映改革事件本身，而涉及人们的文化伦理观念、情感世界等更深层的领域，呈现出更广阔更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比如《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等。
改革题材的文学创作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其出现并蔚然成风基本上是依赖社会生活所提供的契机。
然而，当时的历史语境所能提供给它的思想与文化资源都相当有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
文学和“十七年文学”
惯例的影响，因此，其思想意蕴和艺术形式在今天看来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相当大的缺憾。
第一，在反映现实的基本精神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现实简单化、表面化、观念化的倾向，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总是被处理成剑拔弩张的态势，双方的较量被过分地传奇化、戏剧化。
对现实简单化的认识必然带来艺术形式上的模式化，即人物设置上通常是改革派（正面人物）为一方，反改革派（反面人物）为另一方，形成阵线分明的二元对立，有时再加上动摇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派，这是“十七年文学”
及“**”
后期文学中典型的人物组合方式。
叙事的流程大都是改革派历尽艰辛终于取得胜利，以正剧鼓舞人心（如《乔厂长上任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
前小说落后与先进之争，“**”
小说路线之争等叙事模式的翻版。
第二，在对改革进程的认知上，创作主体通常把改革的成功系于个别具有雄强魄力的铁腕人物身上。
积重难返的现实固然需要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工作作风，但在改革者的形象塑造上，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崇拜铁腕、强化个人极权的倾向。
乔光朴、车蓬宽（《开拓者》）、武耕新（《燕赵悲歌》）、傅连山（《祸起萧墙》）、李向南（《新星》）无一不是这种铁腕英雄。
武耕新在大赵庄以强迫命令、发号施令、树立自己绝对权威的方式实施自己的经济改革方针并取得成功。
如果说，大赵庄这样的土壤只能产生武耕新这样的土皇帝式的改革者，那么，在现代大工业背景下并且留过洋的乔光朴竟也毫无二致，“工人们觉得乔光朴那双眼睛里装满了经验，现在已经习惯服从他了，甚至他一开口就服从他，他的确一次也没有辜负大伙的信任”
（《乔厂长上任记》）。
乔光朴甚至在个人爱情生活中也表现出极端的专制与蛮横，他在事先并没有征得童贞同意的情况下，突然对众人公开谎称他已和童贞结婚，目的只是为了以后能更方便地工作。
而童贞这位曾留过洋的高级知识分子女性居然在略表娇嗔之后便原谅了他，而且更爱他了。
如果作者站在人文立场上审视这些改革英雄们的精神缺陷，作品应该不失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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