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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者显然抱着极为赞赏的态度，似乎改革的成功离不开个人的集权。
而与个人强权意识相关的是“清官意识”
“青天意识”
和“钦差意识”
。
《新星》中的李向南单枪匹马冲击古陵县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保守势力，伸张正义、为民请命，俨然是一个现代“青天”
的形象。
而清官之所以能成功大都靠的是尚方宝剑，李向南一开始就以京城钦差的身份亮相，乔光朴的后面有局长霍大道的支持，傅连山一开始有省局王局长的支持，当比王局长有来头的副省长反对他改革时，就有比副省长更有来头的中央部里的领导支持他。
陈抱帖（《男人的风格》）则有国家某部部长的丈人作后盾。
在中国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文化语境中，或许事实就是如此，但改革的目的恰恰正是要由建立在“清官意识”
、奴化意识基础上传统的人治社会，向建立在公民意识基础上的现代法理社会转型，而上述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宣扬铁腕人物的人治来促进改革的倾向，创作主体“没有真正意识到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其目的是为了调动每个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克服传统的奴化意识，根除专制生成的土壤，我们需要的是民主化而非人格神”
[3]。
这正是此类“改革叙事”
的悖论所在。
第三，铁腕崇拜还带来人物性格的单向性与雷同化。
改革者们除了改革，没有其他任何的精神向度。
性格内涵基本上都是大刀阔斧、披荆斩棘，“虽有弱点绝无原则错误，虽有失败但绝非错误所致”
。
乔光朴无疑是他们性格的原型。
而乔光朴的性格又来源于《机电局长的一天》中的霍大道，这篇写于1975年的小说，主人公的形象完全按照“两结合”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模式来塑造，即在理想的参与下塑造正面人物，再通过这种形象体现作者的理想。
在《乔厂长上任记》中，这一模式被略加改造（添加一些作料般的主人公爱情生活）后沿用了下来。
由于对改革的理想和愿望的强烈表达欲望，以及在对改革的认知过程中滋生的铁腕崇拜，当然也由于《乔厂长上任记》巨大的社会成功，致使乔光朴的性格母型被作者自己和其他作家不断的复制演绎，在演绎的过程中固然也不断地给主人公添加不同的思想方式、改革措施以及色彩缤纷的罗曼史等，但这些加在一起仍不足以构成改革者作为人的丰富性，不足以产生与乔光朴异质性的性格基质。
由于社会层面对改革的强烈渴望，这些“理想化”
的人物形象大都能引起一阵轰动。
但随着现实的日趋复杂，其可信度开始日益降低，亦缺乏丰富的美感基质给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更多的内容，因此，这一文学潮流日渐被时间所淡忘几乎是一种必然。
相对而言，另一类更关注普通人在改革中的生存遭际（包括精神与物质方面）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上述这些缺陷。
何士光（1942—），贵州贵阳人。
1980年发表《乡场上》引人注目。
《乡场上》通过对偏僻的山村梨花屯乡场一个极富寓言意味的短暂场景的描绘，折射出农民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前后漫长的精神历程，表达了经济翻身带来农民精神的独立、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恢复的主题。
其中包含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时知识分子对未来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具有相当的普泛性。
与何士光式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单向思维和带有图解痕迹的叙事相比，高晓声的创作更多地呈现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背后，农民精神世界的沉重与复杂。
高晓声（1928—1999），江苏武进人，曾就读于上海法学院经济系、无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
先后在苏南文联、江苏省文化局、《新华日报》文艺副刊工作。
1954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解约》，1957年因与方之、陆文夫等江苏青年作家发起成立“探求者”
文学社团而划为“右派”
，遣送回乡务农。
复出后的作品主要表现对普通农民命运的关注。
重要作品有短篇小说《“漏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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