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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等。
早在《李顺大造屋》《“漏斗户”
主》《极其简单的故事》等这些讲述极“左”
政治给农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作品中，他就注意到了农民精神因袭的沉重，并将政治批判与文化批判相结合，揭示李顺大、陈奂生们在对党和新社会的一腔热血中，所包含的麻木愚昧和奴性心理及其产生的原因。
一方面，造屋、吃饱肚子作为“翻身农民”
朴素的奋斗目标正是农民成为社会主义历史主体的象征，但“翻身”
几十年来连这样的基本目标都显得高不可攀，又如何谈得上成为历史主体呢！
长期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小生产，极“左”
政策对农村的宰制，再加上乡村干部横行乡里，“我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谁敢不听就是反党”
（《极其简单的故事》），农民被管得没有任何生产和生活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乡村文化中始终存在沉重的封建文化因袭。
历史与现实的纵横交错的压力终于造成陈奂生们根深蒂固的阿Q式的奴性和精神胜利法。
如果说《李顺大造屋》《“漏斗户”
主》写出了在李顺大、陈奂生们身上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贫困互相依存，那么从《陈奂生上城》开始的包括《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等作品则注重书写改革开放以后物质的富裕并不能疗治陈奂生们的精神痼疾。
《陈奂生上城》是高晓声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高晓声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在这篇小说中有最典型的表现。
《陈奂生上城》通过对陈奂生阿Q式的精神特征的揭示，表达了对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的情怀。
在揭示陈奂生的精神特征，塑造陈奂生这个具有高度典型性的人物形象时，高晓声有效地运用了几种方法。
首先，是写陈奂生对数字的敏感。
小说中多次写了陈奂生的算账。
例如，陈奂生在招待所醒来，明白了是县委书记吴楚把自己送进招待所，便万分感激：“陈奂生想，他和吴楚之间，其实也谈不上交情，不过认识罢了。
要说有什么和人交往，平生只有一次。
记得秋天吴楚在大队蹲点，有一天突然到他家来吃了一顿便饭，听那话音，像是特地来体验体验‘漏斗户主’的生活改善到什么程度的。
还带来了一斤块块糖，给孩子们吃。
细算起来，等于两顿半饭钱。
那还算什么交情呢！
说来说去，是吴书记做了官不曾忘记老百姓。”
再例如，小说这样写陈奂生折回招待所房间后的心理活动：“啃完饼，想想又肉痛起来，究竟是五元钱哪！
他昨晚上在百货店看中的帽子，实实在在是两元五一顶，为什么睡一夜要出两顶帽钱呢？连沈万三都要住穷的；他一个农业社员，去年工分单价七角，困一夜做七天还要倒贴一角，这不是开了大玩笑！
从昨半夜到现在，总共不过七八个钟头，几乎一个钟头做一天工，贵死人，真是阴错阳差，他这副骨头能在那种**躺尸吗！
现在别的便宜拾不着，大姑娘说可以住到十二点，那就再困吧，困到足十二点走，这也是捞着多少算多少。
对，就是这个主意。”
这样一种算账法和换算方式，对于揭示陈奂生的精神特征，刻画陈奂生的形象，有着显影液般的功效。
这也显示了高晓声对农民的深切了解。
其次，对陈奂生在招待所房间的前后态度的描写，也十分深刻地表现了陈奂生这类人物“精神上的病苦”
，表现了他们“精神奴役的创伤”
。
当尚不知睡一夜要五元钱时，陈奂生对房间里的一切爱护备至，以致“在被窝里缩成一团，他知道自己身上（特别是脚）不大干净，生怕弄脏了被子……随即悄悄起身，悄悄穿好了衣服，不敢弄出一点声音来，好像做了偷儿，被人发现就会抓住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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