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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下了床,把鞋子拎在手里,光着脚跑出去;又眷顾着那张大皮椅,走近了摸一摸,轻轻捺了捺,知道里边有弹簧,却不敢坐,怕压瘪了弹不饱。
然后才真的悄悄开门,走出去了”
。
待到得知睡一夜要出五元钱后,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陈奂生,便把满腔怨怒朝房间的设施上发泄,以致“刚才出了汗,吃了东西,脸上嘴上,都不惬意,想找块毛巾洗脸,却没有。
心一横,便把提花枕巾捞起来擦了一阵,然后衣服也不脱,就盖上被头困了,这一次再也不怕弄脏了什么,他出了五元钱呢。
——即使房间弄成了猪圈,也不值!”
如果说,陈奂生后来对房间设施的做法是“奴才式的破坏”
,那么,他先前的“缩成一团”
和光脚走路,也只是对房间设施的奴才式的珍惜。
一前一后,虽然外在行为判若两人,但都是奴性的表现。
小说写了陈奂生为五元钱而万分心痛,但最终却为此而万分自豪。
其间的心理变化是这样发生的:“陈奂生忽然心里一亮,扳着大腿,高兴地叫道:‘有了。
’他想到此趟上城,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元钱值透。
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
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讲的!
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
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唔!
……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
老婆已不在他眼里了;他有办法对付,只要一提到吴书记,说这五块钱还是吴书记看得起他,才让他用掉的,老婆保证服帖。
哈,人总有得意的时候,他仅仅花了五块钱就买到了精神的满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他愉快地划着快步,像一阵清风**到了家门……”
耐人寻味的是,陈奂生的“精神胜利法”
并不纯是一种自欺。
小说结尾写道:“果然,从此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显著提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得多……”
于是,“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得多了”
。
作者用轻松、幽默而又省俭的笔墨,写出了陈奂生精神深处的奴性。
陈奂生的形象具有社会群体的文化审视价值。
但从《陈奂生上城》开始,文化批判成了高晓声现实主义基本的表现形态,许多现实中源于体制弊端的丑恶现象也常常被看成是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表现,社会批判渐渐淡出,代之以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与赞颂,一味地追求让主人公陈奂生身上留下现实改革的每一个痕迹,而忽视了人物性格本身的逻辑自洽性。
新时期早期现实主义的恢复很长一段时间只停留在观念形态上,真正在现实主义艺术技巧方面取得成功的作品并不多见,高晓声的小说算是其中的一例。
在他的小说中,人物事件很少直接呈现,大多通过作者从容简约的概括叙述间接地传达给读者,显然这是受中国传统的讲故事的叙事方式的影响,但又不围绕一个具体的事件结构故事,也不组织充满矛盾冲突的戏剧化的情节,而是将人物几十年的普通生活压缩到一个焦点来反映,比如《李顺大造屋》《“漏斗户”
主》分别以造屋、吃饱肚子为叙事焦点。
叙事基本上以情节自然发展为线索,同时也采用类似意识流的时空跳跃与切入,如《陈奂生上城》先写陈奂生在招待所醒来再插入他头天晚上住进招待所的经过。
注重通过人物富有特征的语言、行动、细节来刻画人物,尤其是典型的细节描写。
洗练而带有农民式幽默和略带苏南方言特色的语言,使作品具有质朴的乡土气息。
这一切都表明高晓声的叙事艺术具有“中西合璧”
的特点。
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改革洪流对现实影响的复杂、多元与深幽日益呈现,同时,时代思想文化资源的挖掘与积淀也与日俱进。
于是,1983年前后,出现了一批在对普通人生存际遇的关切中多元化地思考改革的较有深度的作品,如贾平凹的《小月前本》《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路遥的《人生》、张炜的《秋天的思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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