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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的前三卷更接近于小说创作，后两卷更接近于讲史，在文学语言、人物形象的塑造、结构布局的技巧上，与前三卷相比，明显在走下坡路，使读者和文学批评界在推崇《李自成》的同时，也留下了其“一卷不如一卷”
的印象。
对《李自成》这样有着鲜明时代烙印的多卷本长篇来说，“史诗化”
的追求既是对作家历史识见、文学才情等的巨大挑战，也是对读者阅读趣味和审美耐心的极大考验。
单纯的“全”
和“大”
并不能成就文学史上的“史诗性”
作品，随着中国文学整体上由一元体制化的文学向多元化的文学转移，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影响开始减弱，并面临重新审视和评价。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类小说在中国文坛日渐寥落。
少数得以出版的以农民“起义”
为题材的作品，既没有在题材和史料上有新的发现和挖掘，也没有在历史观念和表现手法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况且，随着读者审美要求的提高和阅读兴趣的转移，这类作品也已经很难吸引读者的目光。
在这种“农民起义”
的宏大叙事呈现出衰落之势的同时，徐兴业《金瓯缺》和凌力《少年天子》的意义开始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徐兴业（1917—1990），1937年无锡国学专科毕业后即开始酝酿《金瓯缺》的写作，但真正动笔写作是在70年代末。
作为一部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着重描写的是12世纪初中叶宋、辽、金之间的民族战争。
围绕汉民族在契丹和女真两个民族的打击下走向山河破裂、国土沦丧的故事，特别是对靖康之难孕育、发生、发展过程加以描绘。
作品一方面揭露了北宋末年封建王朝内忧外患、君昏臣奸的无可救药的悲剧命运；另一方面又歌颂了身处乱世中的人民的救亡图存、舍生取义的勇猛精神和爱国热情。
作品的意义，首先，表现为在历史观上比同时期作品更为宽容开放。
作者突破了以往民族战争描写中正义与非正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给各民族人民以一视同仁的评价，对汉民族英雄马扩和契丹民族英雄耶律大石以同等的赞扬，而对交战双方的滥杀无辜等残忍行径，则基于对人性和生命的尊重而给予同样的抨击；其次，是在叙事过程中加强了叙事人对历史场景、人物描绘的干预。
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直接插入叙事人或机智、或尖刻的议论，在叙事话语、人物话语之外突出了非叙事话语的作用；再次，作为一部由历史学家所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虽然强调的是“言必有据”
，更接近于鲁迅所说的“教授”
小说，在历史场景和人物描写上有时略显拘谨，但作家对那一时期史料和典章制度、民情风俗的熟稔，为作品的历史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最后，较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和对北宋各民族语言（包括方言俚语）的掌握，既增强了小说的文学性，也增加了小说的地域文化色彩。
凌力（1942—），女，江西于都人。
构思于“**”
期间、完稿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星星草》，自称是“不平则鸣”
之作，是对处在失败境地的人的顽强不屈的精神的歌颂。
作品以处于“革命低潮”
仍不屈不挠的坚持英勇斗争的捻军为描写对象，歌颂了中国历史上像星星草一样，普普通通生长于山野之间而生生不息的人民英雄。
由于受当时主流文学观念的影响，作者试图将所有“起义”
英雄的美好品质都集中于赖文光、张宗禹等主人公身上，在正面英雄人物塑造上表现出那时大部分作品普遍患有的理想色彩过浓、性格特征缺乏发展变化的通病。
而在对反面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描绘上，由于作者较好地遵从了“不妄加排贬”
的写作尺度，反倒在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的描绘上获得了意外的成功。
《星星草》的经验教训在《少年天子》的创作中被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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