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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作者在散文领域的活跃是80年代的一个醒目现象。
“悲悼散文”
和历史题材的讽喻性散文大多出自老年作者之手。
在80年代的最初几年，老作家是散文领域的中坚力量。
80年代中期以后，中青年作者大量登场。
散文的题材和表现方式也日渐多样化。
在80年代，也断断续续地有对散文本身的理论性探讨。
在关于散文的种种说法中，对“抒情”
的否定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在五六十年代，“抒情性”
成为散文的突出标志，杨朔、刘白羽等“名家”
则更是把散文的抒情功能发挥到极致。
流风所及，以至于“抒情散文”
成了散文的正宗，不抒情便不成其为散文。
“**”
后，首先是一些老作家对此种现象发出了质疑。
孙犁在1981年就指出：“本来中国的散文是多种多样的。
历代大作家的文集，除去韵文，就都是散文。
现在只承认一种所谓抒情散文，其余都被看作杂文，不被重视。
哪里有那么多情抒呢？于是无情而强抒，散文又一变为长篇抒情诗。”
[4]到了1988年，汪曾祺又说：“二三十年来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
似乎散文可以分为两大类：抒情散文和非抒情散文。
即便是非抒情散文中，也多少要有点抒情成分，似乎非如此即不足以称散文。
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
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
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
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
[5]在80年代，散文面临着突破五六十年代形成的模式，走出杨朔、刘白羽等人阴影的问题。
抒情性的淡化，“抒情散文”
从中心滑向边缘，就是走出杨朔、刘白羽等人阴影的重要表现，或者说，对滥情的摒弃，是散文在80年代走向新生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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