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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诗人在创作中显示出的另一特点，就是越到晚年越抒发真挚的“性情”
。
一生在困境中跋涉的绿原，到了晚年还在接续那首至今没有写完的情书：“把我留住不放的是我的爱：我的爱只剩下还让我仰望到的蓝天还让我匍匐的黄土地还让我听得懂的汉语和读得懂的方块字和我用它们写着写着一直没有写出来的一首情诗”
（《我的爱》）。
苏金伞在耄耋之年回忆起“几十年前的秋天，姑娘约我到一个小县城的郊外。
秋风阵阵。
因为当时我出于羞怯没有亲她，一直遗恨至今！
只能在暮乡的黄昏默默回想多年以前的爱情”
的往事时，禁不住写下了“……第二天我独自来到这里想把那座小沙堆移回家中但什么也没有了秋风在夜间已把它削平第二年我又去凭吊沙坡上雨水纵横，像她的泪痕而沙地里已钻出几粒草芽远远望去微微泛青这不是枯草又发了芽这是我们埋在地下的爱情生了根”
（《埋葬了的爱情》）的感人诗句。
90年代诗歌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出现了不少长诗。
“第三代”
诗人中的于坚和翟永明等人，也写了不少长诗，还引发出一些评论。
进入90年代后，还有另外一批与“流派”
保持距离的诗人在从事长诗的创作。
代表性诗人有昌耀、韩作荣等，其诗歌在思想与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长诗创作当然不是在90年代才出现，可一直到90年代才全方位地展示出其整体实力与规模。
以孔孚、孙国章等为代表的新山水诗在90年代的活跃，也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件。
它标志着新诗创作进入了对传统文化与审美意识进行重新反思、整合的阶段。
由在诗歌理论界颇有影响的《诗探索》发起的历时4年多的“字思维”
讨论，与新山水诗的凸显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即探讨在西方诗歌大规模入侵东方诗歌的版图时，我们该如何看待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在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创作群，是先锋诗人们。
自80年代中期以后，先锋诗派就得到诗歌研究界的格外青睐。
在当代诗歌史的写作及单篇论文中，这个群体中的不少诗人都是必须提到的对象。
本该为“另类”
的先锋诗人群，实际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渐渐由边缘转入了中心。
批评界的这种学术倾斜，在无形中唤醒了先锋诗人对“排名”
的敏感，最终导致了先锋诗人阵营在90年代走向了对峙与分裂。
新时期以来的新潮诗歌批评，对促进当代诗歌的现代化转变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把批评重点锁定在几个先锋流派与诗人的身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视野的开阔和客观公平性；也可能导致那些远离群体，以个体身份出现的优秀诗人长时间被冷落。
如写下《土拨鼠》等不少长诗的西安诗人胡宽，在活着的时候根本不为诗坛所知。
直到病逝后，他那被誉为比“金斯堡的嚎叫还要撕裂人心”
[1]的诗，才逐渐被人所了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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